萧氏父子
时间:2010-09-13 14:54 作者:顾训中
回溯20世纪中国百年新闻出版史，有两位人物是无法绕开的。他们分别活跃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新闻出版业中，独领风骚于一时，曾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隔阂，这两位重要人物至今仍为大陆民众所陌生，甚至在大陆新闻同道中也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为一件憾事。因此，利用能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对这两位重要人物作一素描式的勾勒，仍是十分必要的。
这两位中国新闻出版界重要人物便是，三四十年代担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几近20年、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同兹；以及他的长公子、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因创办“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而蜚声一时的萧孟能。
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三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日，年届38岁，已近不惑的萧同兹受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
据相关人士介绍，萧氏接任之前的中央社虽然从创立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日算起，已有8年的历史了，却还只是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下属部门，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仅以传递国民党党务资讯为主，兼及其他新闻，尚称不上完备的新闻机构。且主事者不称“社长”，先是称作“主笔”，后又改称“主任”，体现着仅为一附属部门之特色。其办公地点也一直蜗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内，尚无独立驻地。仅以上述数项，其规模、功能之局限便可见一斑，与国家通讯社更是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尤为难堪的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中国已是报馆林立，不只首都南京、故都北平、经济重镇上海、天津等地报业兴旺，内地许多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云南，都有了各类新闻纸。然而，新闻资源却长期掌控在少数几家外国通讯社手里。许多报纸仍然依靠“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直接从外国通讯社那里获取新闻。萧同兹曾对当时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源的情景有如下描述：“全国报纸不独国际新闻，须依赖外国通讯社传达，即国内新闻消息亦多由外国通讯社供给，致发生许多不合理之现象。”⑴当时在华的外国通讯社主要是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和日本的东方社、日联社等。他们依仗其优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充足的经费，特别是割据各地的军阀们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任其记者自由出入采访、报道而不敢干涉，而对本国记者则横加干预、甚至逮捕、枪杀，因而使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新闻报道的特权。许多中国报馆不得不以高价从他们那里购买新闻，甚至许多国内新闻也需从他处得到。在新闻报道权的垄断中尤以老牌的英国路透社为最。1950年从萧同兹手中接任中央社社长的曾虚白曾在其所著《中国新闻史》中说道：“自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后，该社独霸我国新闻市场，计有60余年之久。民国之后，虽亦有其他通讯社诞生，但就规模与影响力而言，均难望其项背。在此期间，国人所得之国际新闻，甚至大部分国内新闻均系来自路透社；同时其他国家，欲知中国消息，亦非求于路透社不可。因之，路透社对内操纵了我国新闻命脉，对外无形成为中国的代言人。”⑵有一例子或可说明此种极度不合理的状况。有一次，路透社的海底电缆发生故障，其对上海棉花市场行情的发布只得暂停。因为这一行情向由路透社独家垄断，股票商与实业家们无法从其他途径传送与得悉，以致此次事故竟使这一市场不得不停市达24小时。外国通讯社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不只垄断一端，其所采写的中国新闻往往出自其利益与角度，难免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蔑视，因而往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必然引起国人与新闻从业者的诸多不满。
对于此等局面，“五四”之后正风起云涌般掀起反帝热潮的中国民众、尤其是新闻从业者们，是绝不甘心的。早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的《民吁日报》即刊出社论《今日创设通讯部之不可缓》，呼吁立即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通讯部（即通讯社），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民国九年（1920年），在广州举行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家报社、通讯社参加的“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发出决议称：“吾国报纸，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类皆取材外电。彼多以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抄载稍一不慎，鲜不堕其术中。……非自行创立一通讯社，探报各国情形不可。”⑶此前此后，各类民办通讯社纷纷设立，其中尤以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国闻通讯社和创办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申时电讯社实力最为雄厚。
国闻通讯社最初设立于上海，社长为著名报人胡政之（胡霖），总编辑为周培艺。在该社创设缘起中称：“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构殆别无他道。同人创立兹社，志趣在此。将本积年之经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热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⑷该社后分别在北平、天津、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处设立分社。总社内设华文、译文两部。本市每天发稿两次，外埠每天发一次，是中国最早用电讯发稿的通讯社，在国内报界享有广泛盛誉。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于胡政之赴天津主政《大公报》，国闻通讯社也随之迁往天津。
申时电讯社是由《申报》总经理张竹平牵头，联合了《申报》、《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等四家报社的编辑力量组成。该社以电讯为主，设有电讯股收译和编发电讯。为了与外国通讯社竞争，后又另设邮讯股，负责采写和编发本埠新闻和国内外长篇通讯，聘有本埠访员、旅行记者，并在全国30余个重要城市聘有特约通讯记者。此外，还设有摄影股和制版股，除新闻稿外，还向各地报社供应新闻照片。该社还另设有广告股，代办介绍广告一干业务。申时社每天发稿达数万字，影响颇大。
尽管如此，这些民营通讯社由于自身条件局限，无法满足同期国内报业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抗衡实力雄厚的外国通讯社。
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民政府统一大业初成；随之即起日寇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其侵略铁蹄踏遍东北，觊觎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国难。
这一切都对国家级通讯社的诞生都起着催生的作用。
据称，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定都南京后不久，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即提出宣传工作之重要，要在三个方面迎头赶上外国人，一是通讯社，二是广播，三是电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既踌躇满志于治国方略，又整军经武，筹划对日作战之准备，十分自然地作出了强化新闻事业的两大决策：一是改组成立中央通讯社，以建立全国新闻通讯网；二是在自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增设新闻系。
萧同兹出长中央社即是此背景之下的选择。
有趣的是，因在萧氏昆仲中排行第三而后来被中央社同仁尊称为“萧三爷”的萧同兹，在入主中央社这个当时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中十分重要的部门之前，其实并无任何新闻资历。甚至除了在家乡湖南读了几年私塾，以及先后取得位于衡阳的衡郡联合中学四年初中毕业文凭和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文凭（大约相当于现时的中专程度吧）之外，亦无其他任何值得称道的学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于新闻业无任何渊源的“萧三爷”，被蒋介石选中。据称，这里有着当时萧的顶头上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沧的竭力保荐，还离不开陈果夫在决定人选会议上对萧的鼎力主张。
萧同兹果然深孚众望，在短短时日里改变了中央社的面貌，开创了中国新闻通讯业的新局面。
接任之时，萧同兹便显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理念。
上任之前，他于4月21日面见蒋介石，听取指示，随即提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办社“三项原则”：
一，成为一个社会事业，迁出中央党部，机构独立，改变过去冗长而色彩鲜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名称，直接称为“中央通讯社”，显示其服务范围既远且大；
二，当时中央社电讯仍依赖于交通部的有线电报，消息传递颇不灵活，应当自设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以新闻为本位，自设无线电新闻专业电台，
三，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能有独立处理新闻的自由。⑸
还有人称，萧并提出了“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之权，不受干预。”⑹
萧同兹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其主旨十分鲜明，即虽然在组织体系上仍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无论在编务方针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上，中央社都不应该仅为国民党一党私有，而要建立一个正规的现代化的国家通讯社。恰如一新闻史研究者指出的：“这个不为一党私有的宗旨，符合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格言，乃中央社后来成功的主要原因。”⑺
萧同兹敢于当面提出如此“大胆”、甚至有“僣越”之虞的“三项原则”，而蒋又能够当即一一应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是旁人难以想象的。然而，这样的事又确实发生了。
有了国民党中央和蒋氏的全力支持，萧同兹便按他的既定原则开始了中央社历史上空前的改造与建设。
这年5月1日，与萧上任的同时，中央社从位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搬了出来，迁入了新街口洪武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寿康里，并公开挂出了“中央通讯社总社”的招牌。就在这条小弄堂一号到三号的三栋二层楼的普通房子里，开始了被同仁称之为“寿康里时代”的中央社新纪元，也昭示了萧氏所追求的“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新闻报道的自由性、独立性、超然性。
为了弥补自身对新闻事业了解不多的缺憾，萧同兹接任后不久，便南下上海、北上北平、天津，到这些当时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遍访新闻界知名人士，广泛征询他们对中央社业务和经营方针的意见。这一虚心态度立即赢得了当时新闻界的普遍好感，认为萧一开始即是站在新闻界的立场，考虑新闻界的需求，来设计中央社业务，因此十分乐意地为之提供意见与建议。这次旅行也坚定了萧同兹办好中央社的决心，明确了办社方向，还建立了与新闻界重要人士的友谊，可谓一举数得。
在萧同兹的心目中，国家通讯社至少应具四大功能：遍及全国的新闻采访网络；遍布世界各地重要国家与地区的记者网络；与世界级通讯社订立新闻交换合约；自有的电台通讯网络。而他接手时的中央社仅仅只有20多名员工，少量的经费；播发新闻仍依赖于交通部下属电信部门代为传递，且被其列为“四等电”，敬忝末座。这些情形与他的四大目标相距甚远。但萧并未气馁，而是全力以赴，一一拓展心中蕴藏着的宏伟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筹建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即他执掌中央社后提出的“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学工程出身的他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作为现代国家通讯社，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无线电新闻通讯专用电台，才能改变仰赖他人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减轻电信部门的负担，更可以及时、准确地沟通总社与分社、中央社与各报社、电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络，传递新闻资讯。在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这一宏大的计划，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香港、西安设立专用电台，并预定一年之内完成。这一近乎不可为之事，竟然被他如期完成。
起初，中央社连一部发报机也没有，尽管获得了管理电台设立事宜的交通部电政司的批准，仍然无法展开工作。在萧同兹的授意下，中央社派员与当时已在南京、上海设有收发报机的路透社交涉，表达了新任萧社长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的决心，届时路透社将不可能再在中国境内自行设台收发电讯。同时承诺，在中央社电台建立之后，将代路透社发送全部文稿。路透社远东区总经理张士乐（C．J．Chanceller）稍作考虑后立即予以同意，并表示愿意给予充分合作。这年6月，路透社在这两地的电台设备及相关技术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社，总社和上海分社的电台由此顺利建立。应了“不打不相识”这句老话，这位在华前后旅居了20年的张士乐先生与萧同兹从此结下了友谊，并目睹了中央社的变化。此人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路透社总经理，与萧有了更深入的合作和交往。
专用电讯网的设立成为中央社发展的生命线。七大都市电台在一年内相继预期设立，中央社的报道常常成为这些大都市大小报纸的头条，使萧同兹信心大增，确认中央社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他立即开始推进他的第二步扩张计划，将中央社的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方报纸。
还在办理中央社交接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出，我们的任务，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首都发生的事在“同一天”传送到全国各地。而当时的情形是，南京发生的事一个星期后才在广州报纸刊载，两个星期后才在重庆报纸刊载。他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补救。因此，在大都市电讯网设立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布置全国通讯网的建立。而这种布置与蒋介石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和为准备对日抗战而作的战略准备相适应，因而得到了中枢的大力支持。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社在原有的北平、武汉两个分社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八个分社；在原有的杭州、徐州、济南、开封、镇江、牯岭等通讯员办事处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福州、昆明、张家口、西宁、安庆、兰州、归绥（今呼和浩特）、洛阳、榆林、厦门、长沙、清江浦、保定、郑州、太原、蚌埠、康定、绥德、青岛等地的通讯员办事处。这样，中央社的国内分支机构已有了35处，除拉萨外，已遍及各个省区。
在萧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6月，中央社第一次开通了“甲种广播”（CAP），每天下午一时到午夜一时，日发1万到1万2 千字的新闻资讯，免费供应各地报纸。中央社播发的新闻籍着无线电波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只要设置了一台收报机，按照规定的时间、波长、呼号，就可以接收这些新闻。不久，中央社又先后开播了专供小型报纸使用的“乙种广播”（CBP），专供国内英文报纸的英文广播（CSP），以及专供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四个分社接收的专电广播（CNG）。
这一切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着革命性的作用。过去因消息短缺、或对外国通讯社垄断新闻源不满而不能办报的有识之士，在此之后运用中央社源源不断的新闻供应，纷纷办起了报纸。据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内报纸约为630家，到抗战爆发前夕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已达1030家，几乎翻了一番。中央社全国通讯网的建立应为这一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适曾在他于中央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致词说：“有了中央社的电讯广播，我的故乡安徽省绩溪县也办了报，使全县人民在当天早晨，也可以看到和上海、南京报纸上刊登的同样新闻。有了中央社，才使各地报纸改换了新面目，这是中央社最大的成就。”⑻这是他对中央社的赞扬，当然也是对此时执掌中央社的萧同兹的肯定。到此时，中央社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家通讯社已初具规模。
萧同兹扩张计划的另一个方向是向外国通讯社收回在中国的发稿权，这同样是建立国家通讯社的必需。这项工作并非是从萧同兹开始的，却是在他手里完成的。在他接任之前，从1931年10月开始，中央社先后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俄国塔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宣布收回中文稿的发稿权。但是，当时的中央社并无能力代替这些外国通讯社去采写国内新闻以传播并交换，亦无能力将与它们交换来的外文电讯译成中文并向国内报社发稿，交换新闻仍是一纸空文。因此，此时的收回外国通讯社发稿权仅具法理上的意义，仅仅表明中央社拥有了这样的权利而已。虽是如此，在接手中央社的萧同兹看来，这正是推动其业务进一步拓展的极好动力。在国内通讯网初具规模之后，中央社已完全具备了取代那些外国通讯社的能力，真正收回了国内新闻的采访、发稿权，成为国内各地报纸新闻的主要提供者，并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新闻的目标。随后，萧同兹他又立即布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首先在天津分社试编英文稿件。在获得成功后，于一年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11日正式在总社设立了英文编辑部，不久又在上海、北平、香港三分社分别设立了英文部。这样，中央社开始了向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内英文报纸直接提供英文稿件，不只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又一目标，亦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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