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17, 2010

山东省萧家庄村

山东省胶南市珠海街道办事处萧家庄村
  
地理位置

肖家庄村位于胶南城区西南部,东临灵山湾,村西紧靠同三高速路和204国道,村前有峄山(旧名南台)相依,村后有风河相傍。
  
名称由来

萧家庄村由来久远,据“萧家庄村萧氏家谱”记载,“吾族由来旧矣,相传元、明间迁自云南。兄弟十数人,散处东海之滨,居胶南萧家庄者,即吾始族……”
  
人口耕地

该村村域东西南北各二公里,总面积4平方公里。现有村民808户,2618人;土地800亩,林地400亩。除萧姓外,另有杜、樊、王、李、刘、高、孔、宋 仉等姓居住。
  
人才辈出

该村尚文重教,人才辈出。清代后期科考,萧家庄考取一名副榜,五名秀才。清代康梁变法之后,该村在历代私塾学堂的基础上,建起了“萧家庄启蒙学校”,民国时期称胶州第三小学。后该村萧彩瑜成为留美博士,并在解放前夕归国,曾任南开大学教授。该村另有一名北大毕业生(曾任一机部高级工程师),一名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一名国民党胶县党部部长。
解放后该村更是人才辈出,先后有几十人考入高等院校。其中博士生导师1人,博士后2人,研究生12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10余人。成长为厅处级干部3人,营团职以上干部6人。
  
经济概况

该村历来以农业为主,因地处风河南岸,有着肥沃优质的沙质土壤,又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素有“土壮民富”之说。上世纪80年代后,该村学习外地先进经验,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大棚蔬菜种植,并形成较大规模,且品质优美,在胶南地域内很有名气。2001年,该村划归海滨工业园后,内外资企业纷纷入驻,至2004年底已有数十家企业在此建成和投产,另有个体企业数十家,村经济蓬勃发展。近几年村累计投资近2000万元建设了占地36000平方米的综合厂房区。2004年居民人均收入达5180元。
  
社会事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的福利待遇也逐步提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村集体负担;60岁以上老人每月享受养老补助金;村内设有医疗服务社区,村民享受合作医疗。2000年建成了占地3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3180平方米的村小学教学楼,小学教学现代化设施配套齐全,可容纳附近几个村的学生就读


山东省莱西市河头店镇肖家庄村  

村庄由来

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肖氏建村。
  
政区人口

河头店镇辖村。解放前约四五十户,人口200人左右;初级社前后约七八十户,人口不足300人。2004年全村170户,共有人口560人,有土地900亩。
  
经济状况

村庄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花生、小麦、玉米等。1965年村西北“三五”水库修建成功,能浇灌农田300亩,又能养鱼。1975年,村后大型平塘竣工使用,建扬水站1座,使村前村后村东的粮田全部成为水浇地。1985年后,在村西南建起桃园、苹果园、板栗园,经济收入比较可观,同时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建起中型养猪场7个,养猪业户7户。
  改革开放前,村庄是以副促农、以副养农先进单位,有红炉3个组,染坊2个组。1980年成立纸盒厂,解决妇女无活干的难题,为集体年创利润1万多元。2000年2月村干部与青岛瓶盖厂洽谈在村召集妇女劳力加工瓶盖,4个月时间为村民增收6万多元,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为村民创收10万余元。2004年4月在村北建砖厂,解决了村庄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促进了运输业发展,为拖拉机、手扶车户年增收60多万元,4年的时间集体无外债,农民也富了。
  
社会事业

1980年后,村拉上了照明电、自来水。村容村貌发生变化,先后修整村街3条,环村路四通八达。农民家里安装了电话,信息四通八达,给农民致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新闻出版界重要人物 - 萧同兹 & 萧孟能

萧氏父子
时间:2010-09-13 14:54 作者:顾训中

回溯20世纪中国百年新闻出版史,有两位人物是无法绕开的。他们分别活跃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新闻出版业中,独领风骚于一时,曾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隔阂,这两位重要人物至今仍为大陆民众所陌生,甚至在大陆新闻同道中也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为一件憾事。因此,利用能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对这两位重要人物作一素描式的勾勒,仍是十分必要的。

这两位中国新闻出版界重要人物便是,三四十年代担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几近20年、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同兹;以及他的长公子、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因创办“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而蜚声一时的萧孟能。

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三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日,年届38岁,已近不惑的萧同兹受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

据相关人士介绍,萧氏接任之前的中央社虽然从创立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日算起,已有8年的历史了,却还只是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下属部门,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仅以传递国民党党务资讯为主,兼及其他新闻,尚称不上完备的新闻机构。且主事者不称“社长”,先是称作“主笔”,后又改称“主任”,体现着仅为一附属部门之特色。其办公地点也一直蜗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内,尚无独立驻地。仅以上述数项,其规模、功能之局限便可见一斑,与国家通讯社更是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尤为难堪的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中国已是报馆林立,不只首都南京、故都北平、经济重镇上海、天津等地报业兴旺,内地许多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云南,都有了各类新闻纸。然而,新闻资源却长期掌控在少数几家外国通讯社手里。许多报纸仍然依靠“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直接从外国通讯社那里获取新闻。萧同兹曾对当时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源的情景有如下描述:“全国报纸不独国际新闻,须依赖外国通讯社传达,即国内新闻消息亦多由外国通讯社供给,致发生许多不合理之现象。”⑴当时在华的外国通讯社主要是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和日本的东方社、日联社等。他们依仗其优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充足的经费,特别是割据各地的军阀们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任其记者自由出入采访、报道而不敢干涉,而对本国记者则横加干预、甚至逮捕、枪杀,因而使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新闻报道的特权。许多中国报馆不得不以高价从他们那里购买新闻,甚至许多国内新闻也需从他处得到。在新闻报道权的垄断中尤以老牌的英国路透社为最。1950年从萧同兹手中接任中央社社长的曾虚白曾在其所著《中国新闻史》中说道:“自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后,该社独霸我国新闻市场,计有60余年之久。民国之后,虽亦有其他通讯社诞生,但就规模与影响力而言,均难望其项背。在此期间,国人所得之国际新闻,甚至大部分国内新闻均系来自路透社;同时其他国家,欲知中国消息,亦非求于路透社不可。因之,路透社对内操纵了我国新闻命脉,对外无形成为中国的代言人。”⑵有一例子或可说明此种极度不合理的状况。有一次,路透社的海底电缆发生故障,其对上海棉花市场行情的发布只得暂停。因为这一行情向由路透社独家垄断,股票商与实业家们无法从其他途径传送与得悉,以致此次事故竟使这一市场不得不停市达24小时。外国通讯社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不只垄断一端,其所采写的中国新闻往往出自其利益与角度,难免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蔑视,因而往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必然引起国人与新闻从业者的诸多不满。

对于此等局面,“五四”之后正风起云涌般掀起反帝热潮的中国民众、尤其是新闻从业者们,是绝不甘心的。早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的《民吁日报》即刊出社论《今日创设通讯部之不可缓》,呼吁立即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通讯部(即通讯社),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民国九年(1920年),在广州举行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家报社、通讯社参加的“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发出决议称:“吾国报纸,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类皆取材外电。彼多以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抄载稍一不慎,鲜不堕其术中。……非自行创立一通讯社,探报各国情形不可。”⑶此前此后,各类民办通讯社纷纷设立,其中尤以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国闻通讯社和创办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申时电讯社实力最为雄厚。

国闻通讯社最初设立于上海,社长为著名报人胡政之(胡霖),总编辑为周培艺。在该社创设缘起中称:“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构殆别无他道。同人创立兹社,志趣在此。将本积年之经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热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⑷该社后分别在北平、天津、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处设立分社。总社内设华文、译文两部。本市每天发稿两次,外埠每天发一次,是中国最早用电讯发稿的通讯社,在国内报界享有广泛盛誉。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于胡政之赴天津主政《大公报》,国闻通讯社也随之迁往天津。

申时电讯社是由《申报》总经理张竹平牵头,联合了《申报》、《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等四家报社的编辑力量组成。该社以电讯为主,设有电讯股收译和编发电讯。为了与外国通讯社竞争,后又另设邮讯股,负责采写和编发本埠新闻和国内外长篇通讯,聘有本埠访员、旅行记者,并在全国30余个重要城市聘有特约通讯记者。此外,还设有摄影股和制版股,除新闻稿外,还向各地报社供应新闻照片。该社还另设有广告股,代办介绍广告一干业务。申时社每天发稿达数万字,影响颇大。

尽管如此,这些民营通讯社由于自身条件局限,无法满足同期国内报业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抗衡实力雄厚的外国通讯社。

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民政府统一大业初成;随之即起日寇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其侵略铁蹄踏遍东北,觊觎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国难。

这一切都对国家级通讯社的诞生都起着催生的作用。

据称,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定都南京后不久,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即提出宣传工作之重要,要在三个方面迎头赶上外国人,一是通讯社,二是广播,三是电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既踌躇满志于治国方略,又整军经武,筹划对日作战之准备,十分自然地作出了强化新闻事业的两大决策:一是改组成立中央通讯社,以建立全国新闻通讯网;二是在自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增设新闻系。

萧同兹出长中央社即是此背景之下的选择。

有趣的是,因在萧氏昆仲中排行第三而后来被中央社同仁尊称为“萧三爷”的萧同兹,在入主中央社这个当时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中十分重要的部门之前,其实并无任何新闻资历。甚至除了在家乡湖南读了几年私塾,以及先后取得位于衡阳的衡郡联合中学四年初中毕业文凭和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文凭(大约相当于现时的中专程度吧)之外,亦无其他任何值得称道的学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于新闻业无任何渊源的“萧三爷”,被蒋介石选中。据称,这里有着当时萧的顶头上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沧的竭力保荐,还离不开陈果夫在决定人选会议上对萧的鼎力主张。

萧同兹果然深孚众望,在短短时日里改变了中央社的面貌,开创了中国新闻通讯业的新局面。

接任之时,萧同兹便显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理念。

上任之前,他于4月21日面见蒋介石,听取指示,随即提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办社“三项原则”:

一,成为一个社会事业,迁出中央党部,机构独立,改变过去冗长而色彩鲜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名称,直接称为“中央通讯社”,显示其服务范围既远且大;

二,当时中央社电讯仍依赖于交通部的有线电报,消息传递颇不灵活,应当自设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以新闻为本位,自设无线电新闻专业电台,

三,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能有独立处理新闻的自由。⑸

还有人称,萧并提出了“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之权,不受干预。”⑹

萧同兹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其主旨十分鲜明,即虽然在组织体系上仍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无论在编务方针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上,中央社都不应该仅为国民党一党私有,而要建立一个正规的现代化的国家通讯社。恰如一新闻史研究者指出的:“这个不为一党私有的宗旨,符合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格言,乃中央社后来成功的主要原因。”⑺

萧同兹敢于当面提出如此“大胆”、甚至有“僣越”之虞的“三项原则”,而蒋又能够当即一一应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是旁人难以想象的。然而,这样的事又确实发生了。

有了国民党中央和蒋氏的全力支持,萧同兹便按他的既定原则开始了中央社历史上空前的改造与建设。

这年5月1日,与萧上任的同时,中央社从位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搬了出来,迁入了新街口洪武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寿康里,并公开挂出了“中央通讯社总社”的招牌。就在这条小弄堂一号到三号的三栋二层楼的普通房子里,开始了被同仁称之为“寿康里时代”的中央社新纪元,也昭示了萧氏所追求的“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新闻报道的自由性、独立性、超然性。

为了弥补自身对新闻事业了解不多的缺憾,萧同兹接任后不久,便南下上海、北上北平、天津,到这些当时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遍访新闻界知名人士,广泛征询他们对中央社业务和经营方针的意见。这一虚心态度立即赢得了当时新闻界的普遍好感,认为萧一开始即是站在新闻界的立场,考虑新闻界的需求,来设计中央社业务,因此十分乐意地为之提供意见与建议。这次旅行也坚定了萧同兹办好中央社的决心,明确了办社方向,还建立了与新闻界重要人士的友谊,可谓一举数得。

在萧同兹的心目中,国家通讯社至少应具四大功能:遍及全国的新闻采访网络;遍布世界各地重要国家与地区的记者网络;与世界级通讯社订立新闻交换合约;自有的电台通讯网络。而他接手时的中央社仅仅只有20多名员工,少量的经费;播发新闻仍依赖于交通部下属电信部门代为传递,且被其列为“四等电”,敬忝末座。这些情形与他的四大目标相距甚远。但萧并未气馁,而是全力以赴,一一拓展心中蕴藏着的宏伟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筹建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即他执掌中央社后提出的“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学工程出身的他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作为现代国家通讯社,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无线电新闻通讯专用电台,才能改变仰赖他人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减轻电信部门的负担,更可以及时、准确地沟通总社与分社、中央社与各报社、电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络,传递新闻资讯。在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这一宏大的计划,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香港、西安设立专用电台,并预定一年之内完成。这一近乎不可为之事,竟然被他如期完成。

起初,中央社连一部发报机也没有,尽管获得了管理电台设立事宜的交通部电政司的批准,仍然无法展开工作。在萧同兹的授意下,中央社派员与当时已在南京、上海设有收发报机的路透社交涉,表达了新任萧社长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的决心,届时路透社将不可能再在中国境内自行设台收发电讯。同时承诺,在中央社电台建立之后,将代路透社发送全部文稿。路透社远东区总经理张士乐(C.J.Chanceller)稍作考虑后立即予以同意,并表示愿意给予充分合作。这年6月,路透社在这两地的电台设备及相关技术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社,总社和上海分社的电台由此顺利建立。应了“不打不相识”这句老话,这位在华前后旅居了20年的张士乐先生与萧同兹从此结下了友谊,并目睹了中央社的变化。此人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路透社总经理,与萧有了更深入的合作和交往。

专用电讯网的设立成为中央社发展的生命线。七大都市电台在一年内相继预期设立,中央社的报道常常成为这些大都市大小报纸的头条,使萧同兹信心大增,确认中央社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他立即开始推进他的第二步扩张计划,将中央社的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方报纸。

还在办理中央社交接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出,我们的任务,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首都发生的事在“同一天”传送到全国各地。而当时的情形是,南京发生的事一个星期后才在广州报纸刊载,两个星期后才在重庆报纸刊载。他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补救。因此,在大都市电讯网设立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布置全国通讯网的建立。而这种布置与蒋介石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和为准备对日抗战而作的战略准备相适应,因而得到了中枢的大力支持。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社在原有的北平、武汉两个分社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八个分社;在原有的杭州、徐州、济南、开封、镇江、牯岭等通讯员办事处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福州、昆明、张家口、西宁、安庆、兰州、归绥(今呼和浩特)、洛阳、榆林、厦门、长沙、清江浦、保定、郑州、太原、蚌埠、康定、绥德、青岛等地的通讯员办事处。这样,中央社的国内分支机构已有了35处,除拉萨外,已遍及各个省区。

在萧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6月,中央社第一次开通了“甲种广播”(CAP),每天下午一时到午夜一时,日发1万到1万2 千字的新闻资讯,免费供应各地报纸。中央社播发的新闻籍着无线电波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只要设置了一台收报机,按照规定的时间、波长、呼号,就可以接收这些新闻。不久,中央社又先后开播了专供小型报纸使用的“乙种广播”(CBP),专供国内英文报纸的英文广播(CSP),以及专供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四个分社接收的专电广播(CNG)。

这一切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着革命性的作用。过去因消息短缺、或对外国通讯社垄断新闻源不满而不能办报的有识之士,在此之后运用中央社源源不断的新闻供应,纷纷办起了报纸。据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内报纸约为630家,到抗战爆发前夕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已达1030家,几乎翻了一番。中央社全国通讯网的建立应为这一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适曾在他于中央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致词说:“有了中央社的电讯广播,我的故乡安徽省绩溪县也办了报,使全县人民在当天早晨,也可以看到和上海、南京报纸上刊登的同样新闻。有了中央社,才使各地报纸改换了新面目,这是中央社最大的成就。”⑻这是他对中央社的赞扬,当然也是对此时执掌中央社的萧同兹的肯定。到此时,中央社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家通讯社已初具规模。

萧同兹扩张计划的另一个方向是向外国通讯社收回在中国的发稿权,这同样是建立国家通讯社的必需。这项工作并非是从萧同兹开始的,却是在他手里完成的。在他接任之前,从1931年10月开始,中央社先后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俄国塔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宣布收回中文稿的发稿权。但是,当时的中央社并无能力代替这些外国通讯社去采写国内新闻以传播并交换,亦无能力将与它们交换来的外文电讯译成中文并向国内报社发稿,交换新闻仍是一纸空文。因此,此时的收回外国通讯社发稿权仅具法理上的意义,仅仅表明中央社拥有了这样的权利而已。虽是如此,在接手中央社的萧同兹看来,这正是推动其业务进一步拓展的极好动力。在国内通讯网初具规模之后,中央社已完全具备了取代那些外国通讯社的能力,真正收回了国内新闻的采访、发稿权,成为国内各地报纸新闻的主要提供者,并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新闻的目标。随后,萧同兹他又立即布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首先在天津分社试编英文稿件。在获得成功后,于一年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11日正式在总社设立了英文编辑部,不久又在上海、北平、香港三分社分别设立了英文部。这样,中央社开始了向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内英文报纸直接提供英文稿件,不只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又一目标,亦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宇宙线物理学家 - 萧健

萧健(1920 - 1984),宇宙线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主持中国高山宇宙线观测站的建立,是中国宇宙线物理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首先将现代数理统计和计算机技术引入高能物理实验,为在线数据获取和离线分析打下基础。勤奋治学、诲人不倦,为实验物理培养了一大批科学研究人才。

萧健

萧健,又名积健,1920年7月19日出生于长沙。他自幼体弱,父母为他取名积健,盼他健康成长。父亲萧豹文是一位实业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在久大永利公司工作,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母亲罗正壁出身书香门第,善书画,思想进步,待人热情,与蔡畅交往密切。1949年12月他父亲因病去世。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将长沙家中房屋等全部捐献给国家,来北京参加文史馆工作。家庭的熏陶,使萧健养成了务实、不求名利、待人热情的性格。

1938年9月萧健转学四川合川国立第二中学。1939年秋考入西南联大电机系。一年级时他对基础科学发生了兴趣,第二年开学时决定改学物理,由于转系时间已过,直到1941年秋才转到物理系,至1944年夏毕业。1943年10月教育部下令,征调几所大学的四年级男生为美军翻译员,服役期满发给毕业证书。萧健先被分配在印度地区的一个野战医院,一年后转到昆明美军物资供应处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那时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的徐惠英正好毕业。他们已相恋多年,一起回到重庆,于1946年1月结婚。婚后同在重庆务实中学教书。萧健眼看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腐败,前途如何,苦思不得结论。正好当时久大永利公司对于服务30年以上的职员有一项福利,可以资助子女出国深造。因而1947 年萧健由久大永利公司黄海化工研究社派送出国留学,徐惠英则回浙江平湖教书。

萧健-赴美求学

萧健到美国后,先在斯坦福大学念了一学期,学的是理论。后来他感到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在美中国学生学理论的较多,而自己动手能力还可以,遂决定从事实验物理研究。鉴于当时斯坦福大学实验条件较差,于是在1947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C.D.安德逊(Anderson)教授指导下进行宇宙线研究。这个学校训练学生的方法颇为实际,先让学生管仪器,缺什么自己想办法去找或做,使萧健学会了自己做仪器,这对他以后在国内的创业工作很有帮助。 1947年,宇宙线研究中发现了奇异粒子(介子和超子),萧健在安德逊指导下和其他学生一起,用云雾室获得了更多的奇异粒子事例,定量地测定了介子和超子的质量、寿命和主要衰变方式等性质。这一工作为确认奇异粒子的存在和了解这些新粒子的性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早期研究中经典性的成果。在寻找奇异粒子的衰变事例中,充分显示了他在实验技术方面的独特才能。在这之前,萧健还首次测定了μ子的衰变电子谱。在美国学习期间,萧健从《华侨日报》常可读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和解放区的消息。这些消息给他以鼓舞,使他对祖国的前途看到了希望。新中国一成立,他就立即筹备回国。虽然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基本完成,但他怕错过了时机回国要受到阻挠,于是毅然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于1950年4月12日回到祖国。

萧健-归国贡献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批回国的学者,萧健一回来立即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以后近代物理所演变为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又发展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他先后担任宇宙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实验物理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萧健始终奋斗在实验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他先后负责建造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观测站,主持了大云室组的研制和云南东川新的高山站的建设,领导了高山站的物理实验工作,做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萧健受到了严重的迫害。70年代,虽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澄清,但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舞下,萧健又投入高能实验物理的发展工作。他亲自调研国外高能实验物理的进展,特别是运用计算机进行实时控制、数据采集和分析等情况。他制订计划,组织队伍,培养干部,对高能实验物理的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为建立高能实验物理的数据获取、程序库和离线分析工作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一支年轻的队伍。

萧健回国后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曾担任研究所工会主席,积极为群众谋福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还曾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多年来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民进的负责人,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做了大量工作,在团结知识界为社会主义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振兴而服务方面做出了贡献。

1983年底萧健病重住院,但在住院期间仍十分关心北京谱仪的研制和离线分析准备工作的进展,直到1984年2月18日病危之际,还同前往探视的同志详细讨论工作,以及他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萧健于1984年2月20日病逝,他用自己诚实劳动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意愿:为中国的实验科学打基础,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创业铺路。

萧健-简历

1920年7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

1944年 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

1946年2月~7月 在重庆务实中学教书。

1947年3月~9月 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1947年9月~1948年7月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48年8月~1950年2月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
(图)萧健萧健

学位(论文实验已做完,因提前回国,未写博士论文)。

1950年7月~1984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2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

1984年2月20日 病逝。

朱德的第二位妻子 - 萧菊芳(1885—1919)

萧菊芳(1885—1919),朱德的第二位妻子。云南昆明市人,昆明师范学堂毕业并留校任教。1912年秋与朱德结婚,1919年6月病逝。萧菊芳与朱德生有一个男孩,取名朱保柱。萧氏去世后,保柱由朱德的第三位妻子陈玉珍抚养成人。

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国家的领袖。北洋時期,曾被授予勳五位、三等文虎章、陸軍中將[1],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同时指挥过国、共军队的军事统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12年秋天,26歲的雲南陸軍講武堂教官朱德同昆明師範學院19歲的學生蕭菊芳結婚。1916年初,朱德隨討袁護國軍第1軍北征,開往家鄉四川。不久,蕭夫人患了類似赤痢的熱病,不幸于1919年6月去世。蕭夫人生子,小名“保柱”譜名“宝书”,就是朱德的獨子朱琦。

朱琦(1916-1974),子,蕭菊芳夫人生,妻子赵力平.

父亲的生母萧菊芳

朱和平
连载:永久的记忆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我父亲朱琦的生母叫萧菊芳,她是在1912年秋天与当时二十六岁的爷爷在昆明成的亲。1916年9月,萧奶奶生下了我父亲,爷爷按照朱家的族谱,给我父亲取名朱宝书,也叫朱保柱。

爷爷曾经给我们讲过,没有萧家就没有他的后来。这话得从他投笔从戎说起。

1909年1月,刚满二十二岁的爷爷愤然辞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职,步行跋涉千里,经过七十多天,来到云南昆明。

那时候,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的观念。爷爷也不例外,就同好友敬一起去投考刚刚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爷爷在昆明景星街一位姓萧的人家开设的客栈住下后,便由敬写信给一位四 川同乡,托他介绍投考云南讲武堂。几天后,敬的朋友就把他两人带到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相当于师)的驻地巫家坝。在这里,爷爷被告知:讲武堂只招收云南籍 学生,就是参加了考试,恐怕也不能录取。虽然如此,爷爷和敬还是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且成绩都合格。但在发榜时,敬因谎报了云南籍贯被录取,爷爷却落第了。

眼看着前途无望,不多的路费又全部花光,爷爷心急如焚,病倒在了萧家的客栈中……

萧家当时算是个富裕人家。看到我爷爷虽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但为人诚恳、老实厚道,人品和才华也很难得,便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但供给生活所需,还拿出钱来给他治病。

在萧家悉心的照料下,爷爷身体很快康复,便决定到新军步兵四川标(相当于团)去当兵。

这次,爷爷吸取了上次投考讲武堂时的教训,在入营报名时,便听了别人给出的主意,把籍贯也改为云南,说是长在四川。

这一招果然有用,爷爷顺利地进入了军营。

  新兵入伍基本训练结束时,由于爷爷有文化,被晋升为队部(相当于连部)的司书生(文书)。又过了一段时间,爷爷又被标部(团部)推荐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爷爷投考时又把自己的籍贯填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结果被录取,编在丙班二队习步兵科。

  爷爷后来回忆说:“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 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讲武堂的学习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 国于水火的道路,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1911年8月,爷爷从讲武堂特别班毕业,被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所辖的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相当于连),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

  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这时爷爷已是革 命党人。他入讲武堂不久即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为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和云南革命党人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昆明举行起 义。那天,爷爷代替了临阵脱逃的区队长,在黑夜里率部参加攻打云南总督衙门的战斗,并活捉了到处藏匿的总督。

  云南起义成功后,蔡锷立即组织援川军,北上支援四川人民反清斗争。爷爷即参加了援川军,被任命为连长。

  1912年6月,爷爷随援川部队胜利返回昆明。在庆功大会上,爷爷荣获“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并晋升为少校。

  同年秋天,爷爷又回到云南陆军讲武堂任学生队区队长兼教官。就在这时,爷爷同当年资助过他的萧家的小姐——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萧菊芳结了婚。

  萧奶奶是一位新派女性,和爷爷结婚后,仍然继续求学,住在学校宿舍里,爷爷则住在讲武堂,把精力完全放在工作上。他们只在星期天休息的日子才聚在一起。

  1916年春,爷爷参加蔡锷发动的讨袁护国战争,与北洋军大战川南纳 溪,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屡建战功,成为滇军名将。纳溪战役声震全国,群 起响应,迫使妄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于6月6日一命归西。

  袁世凯一死,北洋军便逃了,爷爷立即率部驻防泸州。萧奶奶也从云南来到泸州。1916年9月,萧奶奶为爷爷生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父亲朱琦。这时爷爷刚三十岁。

义师凯旋得升迁,而立之年得贵子,爷爷显得十分高兴。

这从爷爷当时的一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诗中写到:

  中华灵气在仑山,
  威势飞扬镇远关。
  史秽推翻光史册,
  人权再铸重人间。
  千秋汉业同天永,
  五色旌旗映日殷。
  多少英才一时见,
诸君爱国应开颜。

1919年6月,萧奶奶不幸病逝。面对亡妻幼子,爷爷不胜悲痛。他为萧奶奶写了挽联:“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表示哀悼。同年11月,又写下了《悼亡》诗七首,表达对萧奶奶的怀念之情。其中“娇儿在襁褓”,指的就是我父亲朱琦:

1916年下,护国战争结束后,爷爷在四川泸州驻防,担任护国军团长。

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
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惊扰避九泉。
其二
赞我军机到五更,双瞳秋水伴天明。
每当觉察忧戎事,低语安心尚忆卿。
其三
每次出师感赠行, 凯歌归日更多情。
从今不再题红叶, 除却巫山不是云。
其四
萧娘瘦菊傲芬芳, 戎马生涯战事忙。
水月镜花空色相,凤鬟云鬓易经霜。
其五
雪泥鸿爪江城地,薤露歌声古战场。
忍别娇儿在襁褓, 几度相思倍感伤。
其六
凄凉不寐竟通宵,针线犹存伴寂寥。
却忆行军迎眷属,为援陷溺共除妖。
其七
何曾婉娈行长乐,空向芳魂赋大招。
从此泸江离别地,一流秋水逐波遥。

1957年11月,爷爷视察云南时,还专程去看了萧家大院。云南省考虑到萧家对爷爷以及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曾提出将萧家大院改为“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但爷爷没有同意。

梅轩公裔孙在广东梅州举行祭祖活动

梅轩公裔孙在广东梅州举行祭祖活动

2010年10月4日,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梅轩公裔孙400多人在广东省梅州市松源镇隆重举行祭祖活动,悼念始祖梅轩公和基公不朽的功勋。梅轩公是南宋时期入粤广东的萧氏始祖,字乐叟,号五十郎。生于南宋理宗淳祐九年,卒于元惠宗至正十二年(公元1249—1352年),享年103岁。梅轩公墓葬于松源案背狮形山,坤山兼未。墓名兔子望月。梅轩公从江西泰和初徙闽之宁化石壁葛藤凹,后徙粤之梅州松源。其时宋元更替,社会混乱,公卜居松源,披荆斩棘,经商种田,生子四人,为松、槐、桂、柏。梅轩公嘱裔子孙,无论徙居何地,谨记先祖何公教诲,厉行勤俭治家,并以师俭堂为堂号

拜祭梅轩公祖墓再拜祭萧基祖墓。基公祖墓名为蛤蟆浮塘,距离梅轩公墓约三公里。萧基(1320—1413)是梅轩公四世孙,号五十九郎加百七郎。书香门第,自幼天资聪颖睿智,于明朝洪武甲子(1384年)编写了《基公谱序》,对八位儿子“春秋成得庆,伯仲一家珍”的去向作了详细记载,使当今二十多万裔孙凭此谱序认祖归宗。
祭祖活动每年在重阳节前后举行,因每年参加拜祭活动的裔孙众多,广东省梅州市梅轩公萧氏宗亲联谊会决定每年由各县宗亲联谊会轮流主持祭祖。今年主持祭祖为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萧氏宗亲联谊会。参加这次祭祖活动的有当地客家籍梅州、梅城、蕉岭、平远、兴宁、博罗、惠东等裔孙。广东省湛江市电白县20多位萧氏宗亲怀着对祖宗的深情厚爱,由一位90多岁的老人带队,第一次回梅州参加祭祖活动。福建省永定县萧氏宗亲还组织了仪仗队、三牲祭品、祭祖车队,不畏艰难回到广东省梅州松源镇始祖发祥地举行隆重祭祖活动。江西省遂川县、兴国县后裔得知梅轩公祭祖讯息后,及时组织祭祖队伍从江西长途跋涉第一次回广东拜祖。

当天上午,广东梅州萧氏梅轩公宗亲联谊会萧鑑其会长主持祭祖活动。广东省电白县、饶平县,福建省永定县等宗亲在墓前悼念了祭文。梅州市梅江区、蕉岭、平远、兴宁,惠州市博罗、惠东,以及江西遂川、兴国等地萧氏宗亲代表参加了祭祖活动。中华萧氏宗亲联谊会常务理事萧宏彬、萧新民,各地萧氏宗亲主要负责人萧伟光、萧诰延、萧锡鸿、萧惠华、萧权华、萧海淦、萧康松、萧汝恒、萧增良、萧振干、萧云林等宗亲负责人参加了祭祖活动。

当天中午,蕉岭县萧氏宗亲在松源镇设宴40多席招待了前来祭祖的各地宗亲。欢迎宴会上,广东梅州萧氏梅轩公宗亲联谊会萧鑑其会长致欢迎词,蕉岭县萧氏宗亲联谊会会长萧振祥向各地代表颁发了纪念品。

(广东萧新民报导)
来源:中华萧氏网

画家萧朗

中国画一代宗师萧朗

萧朗(1917 -2010)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拜著名画家王雪涛为师,随王雪涛研习书画达十余年,同时得到齐白石、陈半丁等人教益。1949年如华北大学深造。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任教。l938年与画友在北京举办画展。1964年花鸟画新作《浴罢》参加全国美展。1986年与画友在天津举办画展。1991年应邀在深圳举办“百吉(鸡)画展”并讲学。1992年受邀为大陆记者首次赴中国台湾采访团创作《芙蕖鹊鴒图》赠与中国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深受世界舆论瞩目。1996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1997年在广州美术馆、1998年在广西博物馆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展览馆先后举办个人画展。
2010年5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于上午8点45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

萧朗

萧朗,名印鈢(玺),字朗,别署萍香阁主人。男。1917年11月生,北京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系中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萧朗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拜著名画家王雪涛为师,随王雪涛研习书画达十余年,同时得到齐白石、陈半丁等人指教。1949年入华北大学深造。从二十世纪四十 年代起,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任教。1938年与画友在北京举办画展,1964年花鸟画新作《浴罢》参加全国美展。 1986年与画友在天津举办画展。1991年应邀在深圳举办“百吉(鸡)画展”,并设席讲学。1992年受邀为大陆记者首次赴台湾采访团创作《芙蕖鹡鸰 图》赠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深受世界舆论瞩目。1996 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1997年在广州美术馆、1998年在广西博物馆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展览馆先后举办个人画展。2008年3月萧朗的二十五幅精品力 作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萧朗画集》、《萧朗课徒画稿》、《怎样画写意草虫》、《萧朗画草虫》《写意禽鸟画范》、《写意复瓣花画范》、《写意草虫画 范》、《荣宝斋画谱 •草虫部分》、《萧朗花鸟画教程》、《萧朗花鸟画小品集》、《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萧朗》等多种著作行世。

萧朗花鸟画多属小写意画法,形象简括生动,笔墨洗练自然,赋色丰富典丽,风格秀润清雅,富于生活情趣和书卷气息。擅长创构诗意盎然的灵境,透过鸿蒙之理, 将静穆的观察与活跃的生命统摄到优美的作品之中,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其作品取材十分广泛,尤以鸡、草虫等类作品为世人所盛赞。此外在长期美术教育生涯 中,萧朗还建立了独自的严整的花鸟画教学体系和行之有效的表现程式,对中国花鸟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萧 朗始终全身心投入中国花鸟画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之中,以艺术家纯真之心,以当代“大隐”之风度,涤除名利干扰,不求闻达,不逐时尚,淡泊宁静,怡然自守,醉 心艺境,痴迷翰墨,闭门思画,精进不懈,几乎淡漠了艺术之外的一切。对社会上的商品化热潮从不在意,对别人褒贬毁誉也无从计较,堪称拼尽生命弘扬中国花鸟 画优秀传统的典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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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固家族史料

萧固

萧固萧世则之子萧固,是这一家族闻名的先驱,他在宋朝初年官任太常博士、大理寺丞、广西转运使,集贤殿修撰等职。这种成就可谓是三代人积累下的家产殷实,家风严谨的产物。当然,这与萧固本人所具有的才能和品格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统一,战乱的勘定,为家族的显赫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萧固抓住了这个机会,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以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萧固,字干臣。天圣年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桂阳监判官楚州团练推官,后授太常博士,迁大理寺丞,后调职到阳武、青城二县,又任虔州通判。后被调到边疆处理边事,任广西抟运使、广东转运使等职。

萧固家族史料

先祖临江隐居 后世两宋彰显

--宋临江萧氏家族

在宋朝,萧氏已不复前朝显贵。唐、五代时有大批萧姓子孙为躲避战乱而迁居江西,他们逐渐汇聚在临江一带。因身处乱世,他们或埋头攻读,或教于乡里,或持家教子,大都闲赋在家,没有出仕做官。宋朝时,这些萧姓子孙积极入仕,以才力名艺自显,由此形成了宋代江西临江萧氏名门名家辈出的空前盛况。这其中就有青史留名的临江萧氏家族。这个家族又包括三支小家族,他们分别以萧燧、萧注、萧谔为首。

(一) 崛起

临江萧氏的创始可以推至五代时期。五代时,马殷在湖南建立楚国,潭州浏阳(今湖南长沙)人萧处钧在楚国任衡州司马。后来萧处钧预料到,马殷死后楚国很可能发生动乱。于是,萧处钧辞去官职,带领全家迁到南唐,投奔李氏。南唐国主大悦,要赐给萧处钧官职,萧处钧以饱尝政权更迭、世事混乱的苦楚为由,表示不愿做官,李主就赐给萧家良田十万,令其举家定居于江西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从《临川集》和《武溪集》记载的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萧家在五代时,应该算是当时潭州浏阳的一门望族,所以到南唐后,受到南唐国主隆重的接待,并获得丰厚的赏赐,为萧氏在江西立足以及后来整个家族的声名彰显奠定了经济基础。萧处钧在潭州浏阳曾任衡州司马,本身文化修养和政治素质都很高,是个很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到南唐后,以乱世为由,自己辞去官职,并且不许子孙出仕。三代人虽然都闲赋在家,但是萧处钧明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并没有放松对子孙的教育。他们守着自己的殷实家产,饱读诗书,为家族后来的兴盛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后来,赵匡胤经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并逐渐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萧家后代凭着自己殷实的家产和深厚的文化基础,积极人仕,因此出现了"一门数进士,代代有达官"的家族兴盛景象。萧处钧这一家族在宋朝成为临江有名的望族。

因为萧氏一直居住在新喻,而新喻在宋朝时隶属临江军,因此以萧处钧为始祖的萧氏家族被称为临江萧氏。萧处钧是萧家世居临江的肇始者,正是因为他毅然迁居南唐,不仅避开了马氏祸乱,还给自己一家赢得了良田十万,为以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所以我们把萧处钧视为临江萧氏的始祖。

临江萧氏自萧处钧始,后世子孙按家族又可分为三支,我们就用每支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姓名为每支家族命名,这三支萧氏是:萧燧家族、萧注家族、萧谔家族。因为萧处钧是这三支家族共同的始祖,以上已经对其进行了介绍,因此在后面三支家族中均不再赘述。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三支家族:

(二) 萧燧家族

1.世系

萧燧家族,这里仅包括自萧绍到萧逵的共七代世系。第一代:萧绍。萧处钧之子,儒学不仕。

第二代:萧世则。儒学不仕,因其子萧固的原因,被追封为光禄卿。第三代:萧固(1002~1066)。北宋天圣进士,历任太常博士、大理寺丞、广西转运使(仁宗),官终集贤殿修撰。萧固可谓是萧燧家族的真正创始人,自他开始,临江军萧燧家族才开始在宋朝做官。

第四代:萧洵、萧洞,萧固之子。二人名气尚不及其父,萧氏在这一代并未得到明显发展,只能称得上是名声不坠。

第五代:萧增。生平资料不详。

第六代:萧燧(1117~1193)。南宋参知政事,正史有传,是临江萧氏一门最有名气的一员。

第七代:萧逵。淳熙进士,历任国子博士、起居舍人、秘书郎给事中,累官至太常卿。

2.主要成员

萧处钧率全家定居临江军后,勤俭持家,严格训子。他的儿子萧绍和孙子萧世则都自幼饱读诗书,见识非凡,但是因身处乱世,二人皆儒学不仕。这虽然是整个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遗憾,但是,这两代人为后来家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萧固萧世则之子萧固,是这一家族闻名的先驱,他在宋朝初年官任太常博士、大理寺丞、广西转运使,集贤殿修撰等职。这种成就可谓是三代人积累下的家产殷实,家风严谨的产物。当然,这与萧固本人所具有的才能和品格也是密切相关的,但是,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统一,战乱的勘定,为家族的显赫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萧固抓住了这个机会,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以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萧固,字干臣。天圣年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桂阳监判官楚州团练推官,后授太常博士,迁大理寺丞,后调职到阳武、青城二县,又任虔州通判。后被调到边疆处理边事,任广西抟运使、广东转运使等职。

萧固在任楚州团练推官时,根据当地民俗,大力倡导科举,一时楚州(今四川重庆)名人辈出,考中举人者共有二十三人,萧固一时名声鹊起,被调任到虔州。

虔州(今江西赣州)民风不正,各地都有许多盗贼,可谓盗窃成风。萧固到任后,制定了一个专门对付盗贼的方略,不到一个月就把盗贼歼灭干净了。当地百姓对萧固赞不绝口,萧固的政绩也得到皇上的嘉奖,皇上专门赐书奖励。

萧固每到一处地方,都把这个地方治理得特别好,百姓人人称善,也深得皇上赞许。在为政期问,他选贤举能,有大批士人为其所用,他们一起为地方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才力;他还严惩贪官污吏,使当地官场风气比较清廉;他申明法律,制定法则,条文明白严谨但不残酷,使百姓有法可依,有冤可申。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财政方面真正做到了纵横开阖,聚敛有度。在广东收铜监税时,并未给百姓增加负担,仅仅因其理财得法,税收总数就比以往多出十多万,深得皇帝赞许。

萧固真正令人叹服的地方,还是他在治理边疆上所显示出来的远见卓识和顾全大局的品德。

当时正逢区希范在桂州(今广西桂林市)起义,朝廷于是下诏,令尚书屯田员外郎萧固知桂州,任广西都巡检,处理少数民族的事务。萧固去后,并没有为了立功邀赏,调集兵力镇压反叛,而是根据当地的风俗,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不久兵乱自动消失,广西境内安定下来。萧固也因治理有方,被选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不久又因为萧固在南方很有信誉,被调为广西水陆计度转运使。

在广西边境有一个州叫广源州,广源州是北宋广南西路的邕管羁縻州,羁縻州是北宋王朝设立的边境各族地区行政单位。广源州是壮族聚居区,他们的壮族首领是侬智高。

五代十国时有许多将领拥兵自重,称帝建国。宋太祖就是武将出身,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做的皇帝。所以宋朝建立后,吸取五代的教训,设立了"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制度,并且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中央,由皇帝直接控制,这样就造成了边疆防御力量薄弱,边事颇多的状况。

北宋时,边疆少数民族众多,都处在发展壮大时期,不断对北宋的边疆进行侵犯,所以北宋因为要对付北方辽、西夏迫在眉睫的战争,无暇南顾。这就给南方的交趾国(今越南北方的大部)不断勒索广西边境的少数民族提供了条件。

当时,广西大部分地区住着僮族的祖先,当时称为西原"蛮"或广源"蛮",有时泛称为溪峒蛮。广源"蛮"中,侬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姓居多。侬氏居于广源州,地处郁江上游,群山绵亘,地产黄金、丹砂,但距离邕州较远,成为宋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宋初以来,交趾逐渐强盛起来,不断向北蚕食。交趾王李德政对广源州贪求无厌,课派、榨取各种财物,甚至掠夺人质,勒索黄金,致使人民群众的负担十分沉重,生活极端贫困。北宋广源州的壮族首领侬智高,不堪忍受交趾王的掠夺,起兵反抗交趾王,虽屡遭失败,但没有气馁,在汉族进士黄玮、黄师宓以及壮族侬建侯、侬建忠的辅佐下,最终打败了交趾王。后来又袭破安德州,建"南天国"。广西转运使萧固发现侬智高逐渐强大起来,并且有进一步扩大其势力的野心,为了探知事情的真相,萧固派遣一员大将率众前往刺探侬智高的虚实,不料为侬智高所败。萧固认为侬智高肯定有进一步扩张势力的野心,可是大部分广西官员都认为侬智高虽然一时得到发展,但是终究成不了大气候。萧固断言到:"侬智高将来必定是南方的一个祸患!"

萧固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他认为现在宋朝北部边境兵事较紧,不应再在南方生出兵事,对翅膀长硬的侬智高应该及时给予安抚。于是,他一边选派有胆略,有才识,又能说善辩的人去说服侬智高的内属,劝他解除国号归顺朝廷;一边又上书朝廷,细说侬智高现状,请求朝廷能派一名使者来安抚侬智高,并劝依智高进一步攻打交趾,这样不仅可以削弱侬智高的力量,还呵以打击交趾的嚣张气焰。

枢密院讨论过后,认为侬智高以往一直附属于交趾,现在招抚他恐怕交趾不同意而生出事端,于是下诏详细询问侬智高和交趾的事情。萧固又详细的介绍了交趾曾杀智高之父和对智高的压迫,并说:"这些蛮夷大都是视利而动,但是我也不能确保侬智高必定会听命于朝廷去攻打交趾。但是,看看如今整个国家的形势,我们不能再在南方与蛮夷开战,像侬智高这样的人物我们最好是收复。"并进一步分析到:"侬智高和交趾有深仇大恨,必定不会投靠交趾。纵使投靠了交趾,因为智高本人胆略才识过人,他也不会甘心听命于交趾,二者早晚会有争战。"枢密院讨论后,认为可行性不大,就压下不报。

萧固见朝廷迟迟没有音讯,可是侬智高却又蠢蠢欲动,萧固再一次上书到:请求朝廷尽快选派将吏来广西,并派人补齐兵器,修建城郭,以备不时之需。枢密院又压下不报。后来,萧固被召回京都。

侬智高击退交趾王的入侵之后,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宋王朝。皇佑四年(1052)初,侬智高为举兵反宋,焚毁了他多年的储备,表示了他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同年四月,侬智高率众沿江东下,首先攻破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列镇)。五月,侬军开始攻打邕州城,迅速破城,并杀死邕州知州陈珙,消灭士卒一千多人。攻克邕州城后,侬智高改国号为"大南国",仍称仁惠皇帝,改年号为启历,立长子继封为太子,以中国官名封黄师宓等官员。

侬智高果然反叛后,枢密院却又把责任归在萧固身上,认为他在任时纵容侬智高发展。当时的一些官员非常气愤,打算在皇帝面前为萧固告状申冤。萧固却不同意,并从此绝口不提此事,当时人都称赞萧固有气度。

后来,萧固又被任为广东转运使,被派到桂州。当时侬智高的一个族人侬宗旦,在侬智高起义的故地,再一次聚兵企图反抗。侬宗旦的队伍,无所从属,四处打游击战,邕州局势危在旦夕。以知邕州萧注为首,桂州的将领们都商议征调其他少数民族的兵力进行讨伐,惟独萧固不同意。他认为:假如侬宗旦在山野竹林中设了埋伏,我们贸然进攻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一旦不胜,徒增边事,可谓是百害而无一益。相反,侬宗旦族人正处于内外交患之中,不仅有交趾在外觊觎,还有许多内部边臣企图将他们一举歼灭,立下大功,如果对其进行招抚,必胜的把握会更大。朝廷采纳了萧固的建议,侬宗旦最终降服,南部边事也消散于无形。

不久,申绍泰聚兵起义。当时萧固等官员都没有预料到,被申绍泰的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巡检宋士尧战死,萧固获罪。后几经筹划,萧固得以告老还乡。

回顾萧固一生,我们能发现,萧固是个满腹韬略的英才,只是当时人并没有给他充分施展的机会,致使他最终获罪告老还乡,这是萧固个人的遗憾,更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遗憾。

萧洵、萧洞萧洵(1021~1065),字公美。受父荫试秘书省校书郎,迁筠州司法,又迁吉水县主簿,后调职到袁州任军事推官,摄行宜春令事。十五岁时,萧洵就遵从父命在乡里的学校学习,虽然学习勤奋,但是多次考进士皆不中。无奈之下受父荫试秘书省校书郎,又迁筠州司法。萧洵在任筠州司法时,严格执法,不徇私情。他翻查从前的案件,发现有一些案件有可疑的地方,于是又重新审问、判罪,使许多被判了死罪的将死之人又获新生。

在任袁州军事推官时,大力倡导文教事业,一时袁州文风四起,中举者多达十四人,萧洵也因此被皇帝召对。可惜的是,在赶赴京城后不久,萧洵就去世了。他的父亲萧固经历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萧洵因为英年早逝,没有太多的功绩,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他是个淳朴忠厚、勤学上进的人。在为官期间,是秉遵家教,不敢懈怠,并且聪敏有加,当时人有许多都曾举荐过他;另外,他还是个孝敬父母的好儿子。王安石《临川集》记载:"君悖厚谨密,事亲左右不怠,当官廉实以敏,以故多举者。"这应该算是对萧洵的比较忠诚的评价。

萧洞,试秘书省校书郎,嘉鱼知县,生平资料不详。

萧燧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即皇帝位于应天府,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建立后即南迁扬州,在金军奔袭下又南逃杭州。面对金兵的步步进逼,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重用主和奸相秦桧,打击积极抵御金兵的抗战派,罢免了宰相赵鼎、李纲,并罗织种种罪名,陷害了忠良岳飞、张宪、张九成、黄龟年等。绍兴和议后,秦桧独握相权。他擅权终生,任用奸佞,贿赂公行。当时形势正如萧燧诗中所记:"如火烈烈,玉石俱焚。"

绍兴十八年(1148)萧燧进士及第,当时正是秦桧当国。萧燧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不畏强权,不顺奸相,被压制长达十几年之久,十几年间没有一丝妥协。孝宗即位后,因赏识萧燧的卓越才干和正直人品,几次提拔,委以重任,并拜为参知政事。萧燧勤勤恳恳,铁骨铮铮,最终成就了一代名相之业。纵观萧燧一生,他不畏朔风凛冽,不惧霜雪覆压,像岁寒松柏一般,始终青翠盎然,不改颜色。也正如他的诗句:"在冬青青,松柏不改。"

萧燧,字照邻,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他是萧固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也是萧家官职最高、名声最响的一个人。他天赋极高,聪明异常,再加上出身官宦世家,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写诗作文,深得亲友赞赏。

绍兴十八年(1148),萧燧考中进士,后被任为平江府(江苏苏州)观察推官。当时,秦桧控制着朝廷大权,有的官员附炎趋势,成为他的走狗,有的官员则是明哲保身,敢怒不敢言。而萧燧固守自己的品性,不肯降服于权势。

当时,秦桧的一个密党私下里告诉萧燧:"萧兄,今年秋试必定会让你人漕台主持考试。"萧燧非常惊讶,问道:"这么重要的事,朝廷尚未公布,你是怎么知道的?"秦桧密党说:"因为秦丞相的干儿子秦焙今年要参加考试,想拜入你的名下呀!"萧燧听后非常生气,大怒道:"我刚刚踏上仕途,怎么能做这种愧对朝廷和良心的事呢?!"这件事很快传到秦桧耳中,秦桧对萧燧的不领情怀恨在心,不久就把萧燧外派到秀州(今浙江嘉兴)。秀州政府官员原本就足够,萧燧来后就多出一人,于是就抽调其中一人到京城主持考试。后来传出消息,秦焙果然考中,并且名列前茅。

萧燧在秀州做官期限已到,按照惯例,应再升为学官。可是,萧燧不愿屈服于秦桧,与他同流合污,主动请求调到静江府(今广西桂林)任观察推官,以图避开秦桧。一直到秦桧死后许多年,萧燧都没有升过职。直到高宗在位最后一年,才被提拔为靖州(今湖南靖县)教授。

萧燧自小天资聪颖,这决定了他能顺利得考中进士,跨入企图。可是,他性情耿直,这又决定了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肯定会受到排挤。古人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萧燧这匹千里马正等着赏识他的伯乐出现。

萧燧是一匹幸运的千里马,他在有生之年遇到了自己的伯乐,这位伯乐就是宋孝宗。

北宋初年,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太宗即位,当时就有言传出:"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南宋初年,徽宗和钦宗被压在金营,高宗无子,便将皇位传给了太祖一支的后裔,以慰太祖在天之灵,这个即位皇帝就是宋孝宗。孝宗是个与赵构有明显区别的皇帝,他年轻时,一直循规蹈矩,喜怒不形于色,终日读书习武,衣着朴素,不近女色。在金帝完颜亮大举进攻南宋时,还主动上书请求率军抗金。孝宗即位后,立即给岳飞平反,鼓舞士气,积极做北伐准备。孝宗在位时,注意吏治,慎选官员,惩治腐败,形成了良好的政治风气;他还很关心民间疾苦,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改善纸币流通状况,关注学术自由。孝宗在位时期是南宋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

萧燧跟随孝宗长达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的仕途,可谓是比较顺利。他只在地方任职两三年,其余时间全都陪在皇帝身边,是一位深得皇帝赏识的官员。孝宗即位之初,便提拔萧燧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后提拔为左司谏,接着又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在他的整个谏官生涯中,萧燧耿言直议,无所回避,给皇帝提出了许多恳切的建议,被孝宗称赞为:"议论耿切,不求名誉。"他的建议主要在用人、治朝、治国等方面,他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官当择人,不当为人择官。这是萧燧在孝宗初年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时提出的。

高宗时期,秦桧在杀害了朝中忠良后,又迫使自己的帮手张俊辞去独掌兵权的枢密使一职。从此,朝中再没有可与秦桧相对抗的官员。其他执政大臣,都是秦桧挑选的一批"柔佞易制者",他们完全是秦桧的应声虫,对朝政不敢有丝毫异议。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秦桧把持朝政近二十年之久,朝中大臣多是他的党羽。文武官员对他稍有不满,立即遭到贬斥,上书言政的人,照例也被免官。秦桧死后,其党羽继续把持朝政,这种腐败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

孝宗即位后,立志改变这种状况,使皇朝得以中兴。他广泛吸收人才、征集意见。萧燧便针对当时情形提出"官当择人"的建议,深得孝宗赏识。孝宗对这个建议有很深的心得体会,专门写了《用人论》赐给大臣们阅读。

第二,辨邪正然后可以治。提出这个建议后,萧燧又进一步延伸补充道:"正纲纪,容直言;亲君子,远小人;近习有劳可赏以禄,不可假以权。"这是萧燧在任左司谏时,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

秦桧独握相权经营了二十年,不仅自己一门富贵,还有大批的羽翼存在。秦桧的养子秦焙和孙辈均为高官,亲党故旧无不攀缘高升。秦桧开门受贿,提拔了大批无才无德只会阿谀奉承的人,他们吹捧秦桧是"圣相"、"元圣"。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秦桧死后,他的党羽继续把持政权,其势不衰。其中沈该任左相、万俟离任右相,这两人都是秦桧杀害岳飞的主要帮凶。沈该罢相后,汤思退升左相,陈康伯任右相,陈康伯是惟一一个不是秦桧党羽而被委以重任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假惺惺只知死守自己乌纱帽、不顾民众死活的人,例如贾似道。当时孝宗提出实行井田制,他为了奉承皇帝,不仅不劝阻,还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地拿来充公。可见,孝宗虽然本心非常想振兴朝纲,但是身边总有一些人掣肘。

萧燧为朝政着想,为南宋百姓着想,不怕压力,不惧阻力,直言劝戒皇帝:要分辩出邪恶和正义,多亲近君子,尽量疏远小人,并且要多多采纳直言。另外,萧燧还认识到,当时臣权太大,使君权受到了削弱。针对这种情况他提议:以后对有功劳的大臣应该多给予物质奖励,而不能分授给他们政治权力。孝宗认为萧燧是一个有见识、能认清形势,有胆子、敢提出建议的人,认为他理解自己,并有能力帮助自己,遂逐渐将他引为心腹。后来,萧燧被提拔为右谏议大夫,随时陪在皇帝身边,给皇帝读奏折,交换见解。

第三,卧薪尝胆以图内治。这是萧燧在任左司谏时提出的建议。

孝宗是南宋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即位后,选贤举能,赏罚分明,使政治风气有所好转;他还注意减轻赋税、减免苛捐杂税,大力兴修水利,他在位时经济达到南宋历史最高水平;他还创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促成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

有一次,满朝文武在一起讨论"进取"这个话题,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对孝宗的中兴之治表示赞叹,赞誉之词不绝于耳。惟独萧燧闭口不言,孝宗问道:"爱卿不说话,可是另有见解?"萧燧沉着地回答道:"如今,贤才愚才混在一起,难以分辨;风气奢侈轻浮;军队不强,财富不裕,正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以图内治,最终收复中原,以雪屈辱。自恃经济有点起色,就以为我们已是硕果累累、功德满满,从此骄傲不可一世,臣以为这万万不可。"孝宗听后,由衷地赞叹道:"忠言也!"

可见,萧燧的可贵之处,不仅是他能认识到当时的形势,更重要的是,他敢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耿言直议。

第四,命令不可数易,宪章不可数改。这是萧燧在淳熙十年(1183)任侍读时提出的。

南宋初年律令混乱,绍兴以来,律令多达数千条,其中相互抵触的地方,更是多得难以计数。到孝宗初年,虽然还有法令,但是官吏们处理案件一切都是依照从前的案例,如果没有类似案例,就将这个案件束之高阁。这样就给了许多官员谋私的机会,使得法令败坏,贿赂成风。虽然几经订正,法令混乱的情况依然存在。

萧燧指出:"当初的法律规定初做官不许恩例免试,如今竟然给予肯定;当初限制对农民多收粮食,如今竟然以多收为荣。"并提议:"各路整理大的案件,当官的应该亲自过问一遍,如果死囚数量太大,就应像汉朝那样经过审核评比定出好坏。"孝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孝宗在位末年,最终修订成《庆元条法事类》,今有传本在世。孝宗时期,政治比较清明,封建法制的情况也比较好,孝宗功不可没,而萧燧也自有功德在其间。

宋孝宗时期的谏官是皇权和臣权的一个调度器,谏官对朝局的影响也比较大,举凡党派纷争,人物退进,都与之相关,因此对谏官的文化修养、实际从政经验和业绩、心性品德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萧燧凭自己的才干和人品入选谏官,在位期间,歪谬奸邪无所不谏,最终不辱使命,节节升级,为朝廷和百姓做出了重大贡献。

萧燧曾劝戒皇帝,评论一个人不仅要听他说话,还要看他说的话能否实行,如果所说与所行相符和,这个人才值得信赖。萧燧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所言与所行能够达成一致的人。他不仅敢于指出朝中的不正之事,还身体力行,努力纠正这些事情,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被别人怨恨甚至报复。孝宗称赞他说:"纠正奸邪,不恤仇怨。"

萧燧在任左司谏时,孝宗曾对他说:有些在外的官员,在京城耳目众多,自己的业绩却了了,需要对这些人加以整顿。萧燧调查清楚后,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发现这些人中,有宦官甘异的亲信胡与可,都承旨王扑的一个同族叔叔王柜。

胡与可和王柜都是靠裙带关系当的官,并且与京城某些官员关系极其密切。胡与可在地方任职期间,水利兴修的不及时,致使温州发大水,许多百姓丧失家园,虽然他及时拿钱补救,但也挽不回这么多的损失。这件事证明,胡与可不是个称职的官员。王柜的政绩也几乎没有,辖区百姓生活惨淡。于是萧燧写折子参劾他们,说他们自恃在京城有靠山,在外地飞扬跋扈,不顾百姓死活,应该罢免他们。孝宗便免了他们的官职,使外地官员有所收敛。

萧燧任右谏议大夫时,发现夔(今四川奉节县)帅李景覃不仅贪赃枉法,并且对下属和百姓非常残暴,致使当地百姓怨声载道。可是当时的台官都不敢参奏他,后来一位台阁大臣谢廓然告诉萧燧:李景早之所以如此无法无天,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强硬的后台,这人就是当今参知政事赵雄。萧燧不肯让李景旱逍遥法外,便找机会在皇帝面前弹劾李景早,皇帝听后便罢免了李景旱。

赵雄知道后,赶紧想办法营救他的亲信,皇帝又听信赵雄的话,让李景覃官复原职。萧燧不肯罢休,又一次上书参劾,这次连赵雄都在参劾之列。赵雄心中嫉恨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萧燧,他私下里跑到皇帝面前哭诉说:"李景覃在地方执政时,因为公事得罪了临安府的钟京,钟京便跑到萧燧处说李景覃的坏话,萧燧信以为真,几次弹劾,却不知这里面另有隐情。请皇上再查此事,秉公处理。"后来在赵雄安排下,钟京等被捕入狱,李景覃依旧官复原职。

萧燧见孝宗被小人蛊惑,难以看清事情真相,此事大局已定,很难再有所变化,可是自己却不愿忍气吞声,便自己弹劾自己,要求离开京城。孝宗以宋朝法律规定:谏官因听闻不准确,致使弹劾有误,可以不追究责任,不许他离京。萧燧一再请求罢官降职,孝宗想折中一下,就让他任刑部侍郎,萧燧不肯接受,再三要求离开京城,孝宗便将他派到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事后,吏部尚书郑丙和侍郎李椿上书请求皇帝一定要留住萧燧,孝宗也后悔自己没有处理好李景早的事,致使萧燧一气之下毅然决定离开京城,但事已至此,已经无法挽回,只能暂时先让萧燧到外地去了。萧燧到地方后,依然不改其正直无私的品性。宣和庚子年间,方腊率众起义。萧燧到严州后正碰上淳熙庚子年,正是轮回了一个甲子,即六十年。当时,遂安令残酷剥削士兵的军粮和供给。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私下里传播方腊起义的盛况。萧燧知道后,立即罢免了遂安令,以安定军心。他还多次亲自召士兵官员谈话,士兵们才渐渐安定下来,一场风暴被轻易化解。当时,有一些品质恶劣的地痞流氓,频频在市场上闹事,弄得人心不安。萧燧令人秘密查出他们的名字,然后送去充军。此后再没有人敢故意扰乱社会治安了。

萧燧在中央雷厉风行,公正无私,最终赢得了皇帝和众多朝臣的心;他在地方又以自己的不畏权势,光明正大赢得了民心。他的"纠正奸邪,不恤仇怨"的精神也一路传播开来,使其千古流芳。

萧燧在中央以铁骨铮铮的谏臣形象闻名,在地方则以仁慈公正的父母官形象著称。

萧燧自劾被外派到严州(今浙江金华),严州是个地狭财匮的地方。他刚上任时,官府积存还不到三千。萧燧精简机构,尽量减少财政支出;他还身体力行,生活工作务求俭朴,两年下来,官府的积存已经累至十五万。他还用本地的羡余(农民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定量的粮食,为弥补在存放、运输过程中的损失,各地会向农民多收一些粮食,多收的粮食就叫羡余。)补足了多年来严州向中央拖欠的粮食,再不用向农民每年催交欠粮。严州百姓深感其恩德,后来他被调到婺州时,严州父老竞在道上拦着,不肯让他走,这些来送行的百姓多达几千人。

婺州民风朴实谦恭,人们都很懂礼教,不需费力整治。萧燧把精力主要用于发展生产上,他组织百姓开垦良田,兴修水利。那年正逢大旱,其他州县出现饥荒,而婺州所受影响较小。当时浙西遇灾,请求萧燧能把婺州的粮食运到严州去赈济灾民。萧燧想:婺州与严州虽然相邻,但是分属不同的路(宋朝的地方行政单位,在州以上),按惯例是不应当给的,但是又怎能看着严州父老挨饿呢?于是,他甘愿越俎代庖,亲自上书给皇上,请求把太仓的米调到严州赈济灾荒。这次不仅是婺州百姓,连同严州父老也一同感受到萧燧的恩德。

淳熙八年(1181),孝宗召萧燧回京,萧燧还是念念不忘江南百姓,再次为他们请命:"江、浙再次遇到旱灾,请求皇上下旨,令江南诸官府衙门继续通融各郡县的财赋,不要催逼过紧,以防百姓深受其害。"

身丁税是南宋时期压在百姓身上的一条沉重锁链。两广一带,官吏作弊,将十二、十三岁的小孩列入丁籍,而六十以上或死去的不除丁籍,致使农民逃亡、反抗的事情不断发生。严州丁钱是东南地区最重的一个州。十分之九以上的贫苦农民,因为交不起丁钱,被官府抓去,"笞棰缧系无虚日,愁叹之声,闾里相接"。淳熙十年(1183),萧燧再一次为百姓上书,请求皇帝减轻刑罚、减少丁钱。孝宗了解情况后,采纳了萧燧的建议。自此以后,每逢庆典,都有恩惠施于百姓,丁钱也比从前少了一半。

萧燧对百姓的恩德可谓:重如山,深似海。孝宗曾多次称赞他:"全护善类,诚实不欺。"并且亲手写了《二十八将传》赐给萧燧。

绍熙四年(1193),萧燧离世,时年七十七岁,谥正肃。

纵观萧燧一生,他在中央做谏臣,不辱使命;在地方任州官,不负百姓。正如他的谥号一样:正人品端正,正直无欺;肃,严格无私,恭敬谦逊。

萧逵萧逵,萧燧之子,字静苍。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及第,排名第四,当时孝宗夸赞到:"逵才气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

萧逵曾经主持考试,在一批落选的试卷中,发现了真德秀,改变了真德秀的一生。而真德秀也用一生的政绩回报了萧逵的知遇之恩,当时人都夸萧逵;知人之能。

(三) 萧注家族

1.世系

萧注家族包括自萧著到萧元兄弟的五代系。

第一代:萧著。生平事迹不详,与萧绍同辈,也是儒学不仕。

第二代:萧质。生平事迹不详,与萧世则同辈,也是儒学不。

第三代:萧陟。天圣年间考中进士,历任袁州司士参军、岳州司理参军等职,曾经平反了许多冤案。一生酷爱读书,藏有大量图书。

第四代:萧注、萧伯英。萧注,字岩夫,中进士。历任广州番禺令、礼宾使、镇南节度副使等职,正史有传。萧伯英,萧注的弟弟,也曾经考中进士,任秘书丞,生平资料不详。

第五代:萧元、萧充、萧兖、萧几、萧允。其中,萧元、萧充、萧兖三兄弟都因恩例被授予太庙郊社斋郎。

2.主要成员

像萧燧的家族一样,萧注家族也有两代奠基者,他们是萧处钧之子萧著和萧处钧之孙萧质。他们也是谨遵父命,为避乱世而蛰居在家,熟读诗书,勤俭持家,笃于教子。他们为萧注家族后来的兴起做了重要贡献。萧陟萧陟,萧质之子,和萧固一样,同是萧处钧的曾孙。他们的家族在沉寂了三代后,第四代子孙萧固、萧陟、萧贯等人抓住宋朝统一后,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机遇,纷纷进京参加科举,以图考取功名,光大家门。萧陟在天圣初年考中进士,被任为司理、司士等职,他为官期间谨守儒家"仁"的教诲,"以仁治狱",赢得美誉。他的政治生涯,同样是为自己的后世子孙做了一个铺垫,是他们这一支人仕的曙光。因此,萧陟也可称得上是萧注家族的真正创始者。

天圣初年,萧陟考中进士,后被授为袁州司士参军,后又被调到潭州的醴陵,又调到岳州的华容尉任岳州司理参军。在任职期间,他真正应用了数年来龅文化积累,把历年来所读的诗书,所接受的儒家文化精髓--仁,尽数用到了处理公事上。

岳阳古称"通衢",地处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中南、西南的重要交通要道,交通条件十分优越。岳阳素称"湘北门户",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朝廷特别重视岳阳的治安状况,设立了不少的衙门来检查来往船只。

当时,有不少官吏为了中饱私囊,或博得功赏,往往吹毛求疵,勾结起来共同制造了不少冤案。比如,有的船主因所运送的货物太过贵重,为了以防万一,往往随船携带一些刀剑。有的官吏见了这种情况,就厉声喝问,他们私自携带兵器,有何居心。船主百日莫辩,随和者经过打点往往息事宁人,而一些性情耿直者,往往争个面红耳赤,最终被诬陷为劫盗,带回衙门严刑逼供,最终落得个屈打成招,被押送到州郡监狱。这些官吏,往往就被赞为执法严格,从而赢得功赏。

可是,萧陟发现这些被判为劫盗的人,有的面相儒雅,有的身体瘦弱,绝不像劫盗。于是,萧陟就把这些案件调出来重新审查,结果发现他们中被冤枉者大有人在。萧陟不怕麻烦,不怕劳累,把所有案件全部重新审查了一遍。他为了尽快给这些人平反,工作起来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最后,由萧陟给予平凡昭雪者多达百余人,这些人都深感大恩。致使多年后,岳州人每当提及岳州司理参军萧陟时,往往是一脸思念和敬仰的神色。

后来,萧陟被调去做临湘县事政,在职期间,也做出了令人敬仰的政绩。他特别重视当地的教育,一时学风四起,有许多人考中进士,使临湘被当时人赞为人杰地灵之所。他还特别重视道德的教育宣传,数次令人推举品性贤良之士,德操方正之人。

萧陟不仅在政治上,品德可嘉,能力可表。他还是个特别重视读书,喜爱读书的真正的儒家学者。.

他五十多岁时,被调到泉州同安任主簿。在奔赴同安的路上,他发现有人在卖国子监的书,他拿着书爱不释手,可是身上又没有足够的钱。他略一寻思,决定卖掉行囊、衣服,后来发现,这样钱还是不够,他又卖掉鞍和马,最后,用所有的钱买了书。当时,他喜形于色地对家人说:"我一生没有积累下什么钱财,无以传给子孙。但是,我把这些书传给子孙,胜过万千家产,这才是真正的'家宝'呀!"后来,他经常抱着这些书籍来看,甚至有时睡在这些书籍之中,做到了"枕藉而眠"。

后来,萧陟得了疾病,临死前,他召集两个儿子萧注和萧伯英,五个孙子萧元等人来到跟前,叮嘱道:"我没有什么可以传给后人,只有这些书籍,实是家宝。我一生没有成就大的功名,在我做狱官时,自认为无愧于心,还可以说是有德于人。听人说,积有阴德者,其后世子孙必定会受庇佑,以后家门必定会兴盛。你们要努力读书,发奋学习,这样才能考取功名,得到富贵,光大家门。"后来,他的两个儿子果然奋发图强,都考中进士,实现了萧陟的夙愿。

萧陟最后染疾而终,享年五十八岁。萧陟一生虽然没有太大的政绩,但是他也算得上是兢兢业业,正直无私的好官。最重要的是,他好学的品德感染教育了子孙后代。他们在萧陟的感召下,为自己家族的荣誉而奋斗终生,最终不坠临江萧氏之名,赢得了流芳百世的美名。

萧注、萧伯英宋代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萧处钧的后世子孙,在宋朝任职的大多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他们大都在中央做文官,为官期间,他们像所有的文人一样,既清高又谨慎,而萧注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例外。他不仅继承了萧家刻苦治学的美德,最终考中进士;他还有萧家人身上没有的许多品德,比如:胸有韬略、胆识过人,心底磊落、豪气干云。他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是他几乎一生都在边疆任职,他曾经率领勇士与依智高斗智斗勇,挺身人蛮对各酋长施结恩信。当然他也有萧家人身上少有的缺点,比如:意气用事、办事不周全,豪放不拘、行事不检点。

萧注,字岩夫,仁宗时中进士,历任广州番禺令、广南驻泊都监知邕州、礼宾知宁州等职。萧注的父亲萧陟,曾经做狱官,数次救人于危难之间,认为自己积有阴德,自己的后人必定会有大出息,因此对自己的儿子要求甚严,令他们"力学图富贵以大吾门"。因此,萧注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也非常优异,并最终考中进士 P但是,萧注真正醉心的事情是领兵打仗,他常常对别人说:"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征战沙场。倘若国家有难,我愿率领千军万马,在战鼓雷雷声中冲入敌阵,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其快哉!"

萧注于仁宗年间考中进士,授职广州番禺令。广州是当时全国十五州之一广南东路的治所,地处祖国的南部边陲,附近居住着许多的少数民族。萧注到广州赴任时,正值广南西路的广源州首领侬智高率众起兵反宋。

广源州是北宋广南西路的邕管羁縻州(羁縻州是北宋王朝设立的边境各族地区行政单位,)管辖着今靖西、那坡、德保、天等、大新、龙州、崇左和越南今高平、伏和、东溪以北等地方。北宋建立后,为了防止地方势力握有兵权,拥兵自重,吸取前朝经验,设立了"虚边疆、实中央"的军事布局。因为边疆军队少、实力弱,北部的辽和西夏乘机向中原扩展势力,因此北方边事较重,北宋政府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北方,忽视了南方的少数民族和交觚今越南北部地区)的势力,最终导致了侬智高起义。

北宋时,广西大部分地区住着僮族的祖先,当时称为西原"蛮"或广源"蛮",有时泛称为溪峒蛮。广源"蛮"中,侬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姓居多。侬氏居于广源州,地处郁江上游,群山绵亘,地产黄金、丹砂,但距离邕州(州政府所在地)较远,成为宋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因为广源州最靠近交趾,宋初以来,逐渐强盛起来的交趾,不断向北蚕食。交趾王李德政对广源州贪求无厌,课派、榨取各种财物,甚至掠夺人质,勒索黄金,致使人民群众的负担十分沉重,生活极端贫困。

广源州壮族首领侬全福(侬智高之父)不堪忍受这种压榨,起兵反抗,被交趾杀害。侬智高后来也不堪忍受这种压迫,几次向北宋王朝求救,向北宋朝廷献驯象和金银,请求归顺于北宋王朝,以图摆脱交趾的压榨。北宋因北部边事紧迫,不愿再招惹交趾,几次拒绝了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在绝望之际,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广西百姓的帮助下击退了交趾。侬智高击退了交趾王的入侵之后,就把斗争矛头指向宋王朝。皇柘四年(1052)初,侬智高举兵反宋。四月,侬智高率众沿江东下,首先攻破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列镇),杀寨主张日新、邕州都巡检高土安和钦、横州同巡检吴香成(一说吴香)等宋朝将领。五月,攻打邕州城,杀邕州知州陈珙等,消灭士卒千余人。在攻下邕州城后的第八天,侬智高大军挥师东进,攻克横州(今横县),下贵州今贵县),取龚州(今平南县),入藤州(今藤县),相继夺得梧州、封州(今广东封川县)。再沿江顺流而下,攻康州(今广东德庆县),知州赵师旦率守军三百人抵抗,侬智高带领将士,仅一日便破门而入。六月二十日,攻打端州(今广东高要县),知州丁宝臣弃城逃走。六月二十五13,侬智高的军队抵达广州城下,掠走大量百姓,并将广州的水源切断。

侬智高军围广州数日,城中百姓人心惶惶,官吏亦是大恐,想起昔日萧注酷爱谈兵,或有解救之法,纷纷建议知州重用萧注。州将次日率官吏们登门造访萧注,寻求解救之法和退兵之计。萧注建议知州修筑城池,凿井储水,并作大弩守备器械。侬智高军队使用了各种攻城方法,都未能奏效。后来,萧注发现侬军有数百艘战船集中在广州城南,可是侬军显然不懂战法,不习水战。于是,他打算用"火烧赤壁"的方法击退侬军。

萧注找来当地熟悉天气的老农,问询近日内是否有飓风,并推测出具体日期。然后,萧注寻找机会独自冲出重围,到达海滨。萧注在海滨附近花重金迅速招募了二千多名海滨壮士,进行集训。在确定的日子,萧注带领这二千余名壮士,乘坐大船逆流而上到达江水上游,待到飓风一起,就点燃了多处火焰,一时,侬军的数百艘战船被大火吞没,幸存者都逃之天天,广州之围被解。这次战役,萧注还解救了数千名被侬军劫去的妇女,并且为了进一步打击孤立侬军,他还杀了当地与侬军交往密切或进行交易的数百名不法之众。次日,萧注下令大开城门,迎接运送食物和兵器的援兵进人。当时还有许多异地百姓,因为听说萧注大名而带财物入城以求庇护,一时广州城内打破了原来的惶恐,有了生机。蒋偕为萧注在朝廷请功,仁宗为了表彰萧注,特赐礼宾副使知邕州。

侬智高围广州城五十七日,无力攻克。八月,率众撤往广东的韶关、连州。本拟逾岭北上,但获悉宋朝官军有备,不敢向北冒进。十一月,侬智高转至宾州 (今宾阳县),知州陈东美不战而逃,依军接着复入邕州城,知州宋克隆闻风丧胆,逃之天天。侬智高复据邕州后,日夜伐木制作舟楫,扬言要再次攻打广州。

皇柘五年(1053)二月,狄青与孙沔、余靖率官军、土丁共三万一千多人,从桂州南下至宾州。余靖先至邕州后,预料到侬智高很可能游说当地各洞酋长,令他们与之共反,于是余靖便派萧注深入各洞,与酋长结交,让他们不要受侬智高的蛊惑,并尽量配合官军捕杀侬智高。

萧注领命后,只身深入蛮中,与各洞酋长相见,发现侬智高果然联络了邕州三十六洞的壮族首领,想以其中的结洞作为自己万一失败后的退步之地。于是萧注在三十六洞游说,离间了其首领与侬智高的关系,并诱以权利,耸以兵事,最终使得各酋长再三保证,绝不反叛宋朝,见到侬智高族人立即擒住,送往京城。

后来,狄青到达宾州,发现军队纪律不明,就严整军纪。有人举报萧注乘乱在各洞不断搞私下活动,有图谋不轨的嫌疑。狄青调查后,果然发现萧注频繁往来于各洞,与各洞酋长有利益往来,于是狄青派人召萧注来见,打算除掉萧注。萧注察觉后,几次找理由推托,不肯去见狄青。

最后狄青军和侬智高军在归铺(今南宁五塘)摆开了战场,侬智高军大败而退。狄青穷追猛击,一直追到邕州城,俘获黄师宓、侬建中、依智忠等将领五十七人,并将他们枭首于邕州城下。这一仗,侬智高所部牺牲五千三百多人,被俘五百余人。侬智高兵败后,发现自己原本打算好的最后退路-t9被萧注毁掉了,被迫逃到大理。到这时,狄青才了解到此前萧注的功劳,发现自己错怪了萧注。

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和弟弟智光、儿子继封、继明,经田州(今田阳县),逃到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县),收集余众三千余人,准备重新起兵。萧注认为经过自己的游说,特磨道的首领不会全护侬智高的族人,应该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将他们一举歼灭。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率领一支军队,深人特磨道擒拿侬智高族人。

到达特磨道后,萧注并没有一味强攻,而是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一个熟悉阿侬情况的人。萧注令人将他引人自己的卧室内,表示自己对他推心置腹的信任。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讲述了侬智高攻城略池,给广西百姓带来的悲惨命运。并保证擒住阿侬等人后,朝廷必定会厚厚赏赐他。于是,这人把阿侬等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了萧注。萧注火速派人掩袭阿侬,将他们全部擒住并送往京城。宗为了奖赏萧注,升他为西上阁门副使。萧注认为:广源蛮本"善战斗,轻死好乱",如果不擒住侬智高斩草除根的话,广西必定还会有一场大乱。于是,萧注招募了一批死心塌地为自己办事的人,令他们前往大理,捉拿侬智高。当时,大理与中原长久不来往,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必须穿越高山密林,并且双方语言不通,走了大约三个多月才到达。到达后,听说侬智高已经被大理国杀死,于是把侬智高的人头,装在匣子里带回去交给萧注。萧注便报告朝廷,侬智高已死。朝廷又提拔萧注为西上阁门使。

交趾李朝建国后,连续侵犯宋朝边境,蚕食中国领土,掠夺人口,抢劫财物,成为宋朝在南方的一大祸根。

大中祥符七年(1014)九月,交趾水舰进犯邕州,侵入如洪寨江口,掠夺了大量的人畜;根据《宋会要·蕃夷》载:天圣六年(1028)六月,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交州李公蕴令男弟领众,使婿申承贵为乡寻,人省地打劫,累行根逐,并不放还人口。虑久远终为边患。"至和二年(1055)交趾苏茂州入侵广西邕州,后被击退。嘉韦占四年(1059)交趾入侵广西钦州。宋廷对这些事情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

鉴于交趾的种种恶行,当时在任的许多官吏都认识到交:野心勃勃,需要及早防御。大中祥符七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高惠连曾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说,他在邕州任职数年,苦于李朝为患。萧注在广西经营数年后,对交趾有了同样深刻的认识,认为:交趾不除,必有后患。但是朝廷正苦于北方边事,已经无暇顾及南方的交趾。交趾国不除不行,但是决不能完全依靠朝廷的力量。要想彻底打退交趾,必须发动广西当地的百姓,训练一支配备精良的地方军队。

萧注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一支地方军队。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他征发广西各洞的壮丁,开采金矿,可是所得钱财并没有交付朝廷,而是大部分用于养兵和制造兵器。他秘密与各洞首领相商,让各洞出壮丁来服兵役,并且加强训练强度。这样,一支出色的军队就在萧注的培植下形成了。但是在此过程中,萧注也给当地的百姓增加了许多赋役,使百姓生活更加沉重。另外,因为他私自开金矿,也为自己的宦途埋下了隐患。

萧注看财已足,兵已壮,就上书给朝廷说:"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并提出天圣中期,郑天益做广西转运使时,还曾经责怪交趾擅自收云河洞的赋税,可是现在,云河洞已经有几百里的土地归了交趾。这就是交趾年年不断侵犯的结果,可是这样下去不知会有多少领土被贪婪的交趾蚕食去?他还向朝廷保证道:"臣已尽得其要领,周知其要害。今不取,异日必为中国忧。"最后,萧注还表达了他急切为朝廷尽忠的心情:"愿驰至京师,面陈方略!"

可惜的是,还未等皇上知道萧注的谋略,广西就发生了申绍泰叛乱。嘉禧五年(1060),交趾谅州牧申绍泰借口追捕逃犯,领兵入侵,抓走宋指挥使杨保材及其士兵、牛马,还杀了五名巡检。朝廷暴怒,朝中谏官就弹劾萧注,认为他治理地方不利,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局势。萧注像以前的官吏一样被罢官免职,贬为荆南钤辖、提点刑狱。从此萧注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早在嘉裙四年(1059),交趾多次侵犯思望、占森、贴浪等洞,"掠十九村人畜不可胜数"。当时还任广西安抚都监的萧注立即上报朝廷。宋遣使前往李朝责问,但李氏王朝廷拒不归还人畜。宋仁宗无奈,只好诏广西安抚使萧固、转运使宋咸、提点刑狱李师中和萧注联合发兵讨伐。正是在这次讨伐的过程中,李师中发现萧注有许多经济问题,并且大肆征集洞丁等。于是,李师中趁萧注被贬的机会,上书参奏萧注,指出他在广西作威作福,笼络钱财。其中包括:把侬智高以前的阉民掠为自己的奴隶;征发洞丁开金矿,却不作记录,不向中央交税等。朝廷派使臣来调查,发现确有此事,于是又贬萧注为泰州团练副使。

可是萧注的厄运并没有到头。不久,淮南转运使又弹劾萧注道:"萧注整日无所事事,不是屠牛就是杀狗。他还召集了一批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将他们武装起来,教给他们骑射,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兵卒。为了安全起见,请求朝廷把他调到大州以方便约束他。"萧注于是又被调为镇南军节度副使。

多年后,有人记起萧注当初歼灭依智高的功劳,请求为其升职。可是萧注经受了从前的多次打击后,已经是"哀莫大于心死"。朝廷曾恢复他的上阁门使一职,因为他曾经爱好谈兵,令他掌管干麟府兵马。萧注推辞说:"身本书生,参长拊纳,不闲战斗,惧无以集事。"后来,有人在朝廷上说,现在交趾兵不过万,正是攻打的好时候。朝廷就派萧注到桂州。

神宗召见萧注,问他到桂州后,用什么计策来攻打交趾,萧注回答说:"从前我的确曾说过我可以保证不用朝廷的兵马,自己就能攻打下交趾。那时,溪洞的士兵,大都是我招募的壮士、死士,一可当十,并且兵甲武器无一不精。如今,这两个优势都已经不存在了。况且交趾经营数十年,说他们'兵不满万'是谎言。" 神宗听后满心沮丧,又很感慨萧注的英雄迟暮。萧注到桂州后,各洞的首领都来拜访,纷叙旧情。萧注也是沿着曲折的山路,挨着探访自己曾经结交的故友,问询全族老幼的安好与否。同时,他也探听到关于交趾最近的真实情况,果然如他所料,交趾依然强盛,不是现在可以轻易攻破的。萧注身边总有人向他建议攻打交趾,并献上计策,萧注一概不听。

朝廷对萧注的举动甚为不满,就又免了他的官,令沈起代替他。召萧注回京城,他在回京城的路上去世,卒年六十一岁。

萧注一生光明磊落,胸有韬略,并且颇具胆气,豪放不拘。但是正因为他不拘小节,颇为世俗所不容,致使命运多舛,壮志未酬,最终默默离世。

萧伯英,萧注的弟弟,他也是谨遵父命,努力治学以求光大家门。仁宗年问,萧伯英考中进士,后来任秘书丞。他一生比较稳定,平素不与人争,不像萧注那样大起大落,名扬一时,但是,也可算是不违父愿,把家门发扬光大了。

萧元五兄弟萧陟的孙子有五个,他们分别是:萧元、萧充、萧兖、萧几、萧允。其中,萧元、萧充、萧兖三兄弟都因恩例被授予太庙郊社斋郎。萧几和萧允资料不详。

(四) 萧谔家族

萧谔是萧处钧的孙子辈,萧谔家族也是萧处钧家族的一支。因为所得资料有限,萧谔的父亲不可考。萧谔同萧世则、萧质一样,谨遵父命,为避乱世闲赋在家,但是,萧谔从没有放弃过读书学习,并且对自己的儿子要求特别严格,同时,也因为教子有方,他的四个儿子全中了进士,萧谔一家也因"四子登科"而传为佳话。虽然萧谔本人没有考取功名,更无政绩地位可言,但是因他笃子情深、教子有方,才促成四子登科的壮举,他对整个家族的兴盛可谓功不可没,因此,我们就用萧谔的名字给这个家族命名--萧谔家族。

1.世系

因为萧谔的父亲不可考,因此我们把萧谔作为这个家族的肇始者。第一代:萧谔。儒学不仕。

第二代:萧贺、萧贯、萧贲、萧实。他们都是萧谔的儿子,四子登科。

2.主要成员

萧谔、萧贺萧谔,闲赋在家,虽然无心考取功名,但是他从未放松过自己,一直兢兢业业,刻苦读书。并且严格教子,不许他们懈怠。

平日萧谔在乡里教书,以《诗》、《书》教授子孙。除萧谔自己的四个儿子外,估计当时同时就学的会有萧谔的从子萧固、萧陟,以及从孙萧洵、萧洞、萧注、萧伯英等人。如果说,萧家的深厚家学基础为萧氏子孙后来的崛起做了铺垫的话,那么萧谔这个直接的教授者,更是功不可没。他不仅对自己的四个儿子产生了深厚影响,对后来做了大官的从子从孙们的思 想和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萧谔不仅是自己这一支,而且是整个萧处钧家族的大功臣。

萧贺是萧谔的长子,咸平年间考中进士,累任京东转运使、御史,官终职方员外郎。其他资料不祥。

萧贯萧贯,字贯之,萧谔的第二个儿子,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为甲科,宋史有传。萧贯不仅是个英俊豪迈、气势凛然的人,他还是个文采奕奕、倚马千言的才子。

萧贯历任大理评事、太子中允等职,仁宗即位,迁太常丞、开封府推官、京东转运使,知洪州、饶州,后迁兵部员外郎。

在他任京东转运使时,当时有个捉贼能手刘舜卿,这个人有个外号叫"刘铁弹"。为什么有这样的外号呢?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捉贼能手,刘舜卿特别擅长捕捉盗贼,盗贼们对他闻风丧胆,任是本领再大,也不敢碰触刘舜卿这个铁弹一般的人物。其次,刘舜卿屡立大功,不免产生骄傲情绪。仗着自己功大位高,平素对人呼来喝去,任意指挥,稍有不顺自己的意愿,就对人大打出手,可谓凶悍至极,大家都很害怕他,因此,一般人也叫他"刘铁弹"。刘铁弹不仅自己作恶,还怂恿自己的一批手下为所欲为,弄得人人敢怒不敢言,久而久之,刘铁弹更加肆无忌惮,不时做些违法害民的事情。有些人因为太害怕他的势力,不敢上告,吃哑巴亏。有的人虽然上告,但是官府里的官员要么与刘铁弹有故交,要么惧怕他的势力,都不敢整治刘铁弹,最后还是百姓吃亏。一时间,人人谈"刘铁弹"而色变。

萧贯到任后,听说了这一大祸患,决心加以整治。他认为,刘舜卿团伙不过是小势力,擒住刘舜卿,其他人肯定会伏法的。于是,他逮捕刘铁弹,审问他的罪责,最后把他废为平民,发配到外地。果然,刘铁弹一倒,他的势力也随之倒下了。萧贯为民除了一大害,百姓都深感其恩,竞相传颂清官萧贯正直无私、不畏权贵的事迹。

后来,萧贯又被调到洪州和饶州,清官萧贯的美名也一路传播开来。当时出现了一个很凄惨的案件,即孙奇为情妇而杀子案。

孙奇,婚配杜氏。因为孙奇熟知法律条令,后被提拔为官员,派到四任职。孙奇一直嫌弃自己的结发妻子,又垂涎女色,他把杜氏一人留在家中,独自一人去四川赴任。到四川后,孙奇隐瞒了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向周氏求婚,很快就迎娶了周氏。性情刚烈的周氏后来发现了孙奇的秘密,决不甘心与其他女人共侍一夫,要到官府上告孙奇。初踏上仕途的孙奇很害怕因名声不好而被罢官,于是孙奇当场断发,表示立即休了家里的结发妻子杜氏,周氏才不再闹下去。

后来,孙奇又被升职到抚州任司法参军。孙奇见自己官运亨通,老毛病又犯了,把周氏一人丢在家里,带着与周氏生的儿子去抚州上任。不久孙奇在抚州又娶陈氏。几个月后,周氏得到孙奇另娶的消息,火速赶到抚州找孙奇理论。而此时,官运亨通又另结新欢的孙奇再不把周氏放在眼里,他一把把周氏推到屋外,揪住她给她看一张伪造的卖身券,还威胁她说:"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女奴,还敢扬言告我!"周氏不服,真到官府上告。孙奇为了消灭"证据",就把与周氏所生的儿子杀了。周氏悲愤异常,四处上告。可是因为孙奇有所打点,官府都以证据不足,不予受理。

周氏在绝望之际,有人告诉她:"你没有听说过清官萧贯大人的名声吗?他现在在饶州任职,你去他那里,或许可得伸冤。"周氏身无分文,把自己的遭遇写在布衣上,一路乞讨着赶往饶州,求萧贯为她伸冤。萧贯虽然明白抚州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他还是决定为周氏破例查办此案。最后,萧贯将孙奇逮捕归案,依法惩治。当时正值大赦天下,可是鉴于孙奇品行太过恶劣,萧贯还是革去孙奇的官职,发配到濠州。

后来,朝廷命萧贯营建皇太后陵,还未动工,就感染疾病。在病中他梦见,有个穿绿衣服的宫中人把他带到皇帝住处,因此做了《禁中晓寒歌》,这部作品文辞清丽,当时人将他比作李贺。不久后,萧贯就去世了。萧贯一生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临事敢为,不苟合于时,品德高尚,令人钦佩。

萧贲、萧实兄弟 萧贲,大中祥符八年(1016)进士;萧实,也中进士,二人生平资料不详。

(五) 家族风貌

临江萧氏家族,从整体看应该算是个开阖有度的大家族。他们从萧处钧开始,有三代人隐才不仕,后来又及时抓住机遇,给家族创造了发展的契机。

回顾这个家族数代人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家族有几点可圈可点的优良遗风:

第一、刻苦读书,以求上进。不管是在五代乱世隐才时期,还是在宋代彰显才识时期,他们家族的人几乎全都是自幼读经学文,颇富学识。并且他们家在宋朝为官的几代人,几乎每代都出过进士,甚至有"四子登科"的佳话流传。

第二、悖厚做人,清廉为官。不管是萧固还是萧燧、萧逵、萧贯,他们在人品上可称得上是高风亮节,不管正史野史都不曾记载过他们的不良事迹。并且他们在为官期间,不争不讼,正直无私,始终没有一人坠了临江萧氏的清名。

第三、社稷为重,个人为轻。正是这种品德使得萧固赢得了"有智谋、有气度"的赞誉;使得萧燧赢得了孝宗的"议论鲠切,不求名誉,纠正奸邪,不恤仇怨,全护善类,诚实不欺"的衷心称赞;萧逵也因此而被赞为"善知人";萧注也可以算是为国谋事不成的失败的英雄。

第四、以仁治狱,扶植良善。萧陟在为官期间,通宵达旦为人平反申冤,治狱以明恕著称;萧贯更是不畏权贵,不苟于时,救弱扶孤,成为佳话。萧燧在地方任职期间,也是秉守家训全力扶植良善。

(source: hi.baidu.com/桂林历史/blog/.../3ba84113e24535ddf7039ed1.html)

Friday, October 15, 2010

广西南宁籍明代礼部尚书萧云举(1554-1627)

南宁籍明代礼部尚书萧云举

萧云举(1554—1627),字允升,号玄圃,明代广西宣化县淡村(今南宁市江南西园饭店附近)人,是古代南宁历史上最著名的乡土人物,也是广西历史名人

萧云举(1554-1627),字允升,号玄圃,广西宣化县(今南宁市)人,明代公安学派创始人之一。

萧云举为嘉靖三十四年举人任高要县令的萧栋的儿子。萧云举少性聪敏,19岁中举人,万历十四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其日常工作,就是编集、修订兵部、刑部、工部、礼部、户部、吏部的奏章。

萧云举少负才藻,风发泉涌。在史馆,深思下视,刊华落实,专勤问学,鲁人弗如,识者卜其有公望。自检讨升左赞善,凡十年。自左赞善历国子监司业、右庶子,升祭酒、詹事,凡九年。期间曾主天下武举,典北直隶乡试,多次主持祭祀天地、上古三皇、历代帝王、孔圣人的国家大典,堪称朝中重臣;曾重新校刊《北周书》《南齐书》《元史》等史部典籍。在詹端四年,升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又一年,改吏部右侍郎,充经筵日讲官三品,曾为明神宗、光宗、熹宗的老师,上疏评议国是,建议明神宗公平执政、革除弊政、奖忠惩贪。万历三十八年主庚戌会试,拔韩敬、钱谦益等三百人。在京任官33年,万历四十七年以继母羊太夫人里居乞归省。其道德文章颇有声誉,荫子四人。萧云举之子萧鸿业为举人,萧鸿襄为户部山东清吏司郎中,萧鸿靖太仆寺厅主簿,诚以书香传世。

萧云举归故里后,对乡土风景建设较多,在青秀山上建塔,名之龙象。又建青山寺、云圃山房、息机亭、凉云亭。又在城内建宏仁寺(曾为邕州八景之一,民国时改成江西小学,后因建大桥而被拆毁)。

天启初年,复被招用,晋太子太保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天启五年乞休,诏进光禄大夫,予一品诰命。天启七年卒于故里。追赠太傅,谥文端,赐祭葬,入乡贤。著作有《青罗集》五十余卷,别集若干卷。

南宁籍明代礼部尚书萧云举遗事 

萧云举与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共同开创了古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文学流派——公安学派,在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和重大意义;与画坛领袖董其昌、戏曲家汤显祖、史学家焦竑同朝共事,多有建言,屡受封赐;不但曾为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其门下还出了晚明大文豪谢肇、钱谦益;曾多次主持祭祀天地、上古三皇、历代帝王、孔圣人的国家大典,堪称朝中重臣;曾重新校刊《北周书》《南齐书》《元史》等史部典籍,今人亦能受惠

1、孝名乡里 文动魁星

  萧云举生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字允升,号玄圃,乃名载《明史》的南宁骄子。曾参加编纂《四库全书》的清乾隆年间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在其史料笔记《陶庐杂录》“卷二·明兼国子(监)祭酒”中引用明代《太学志》称:“萧云举,宣化人。 ”宣化即指明代宣化县,当时为南宁府治所在地。晚清广西学政南宁拔贡、埌西村人氏莫炳奎纂修的《邕宁县志》“卷三十七·人物志一·列传上·明·萧云举”记载的萧云举出生地,更细到淡村(今南宁市江南区淡村路一带)!

  萧云举的曾祖父萧蕃,尚武能文,宣称是萧叔大心(春秋时期宋国的附庸萧国之君主)的后代。萧蕃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成为明军戍边军士,由江西吉水泸源举家迁至南宁宣化。落籍后,萧蕃解甲归田,萧家以知书达理闻名,在南宁小有名气,萧云举的父亲萧栋还考取了功名,出为高要县(今广东高要市)县令。嘉靖三十三年的一个夜晚,萧栋之妻朱氏在高要官邸待产,萧栋照样垫高枕头睡大觉。正梦到五色祥云捧出一轮红日,萧栋忽被产婆的报喜声惊醒,“生了一个带把儿的”!乐得合不拢嘴的萧栋联想到自己的梦境,乃名之为“云举”。心满意足的萧栋没有再往上爬,致仕后携妻抱儿还乡,读书饴子为乐。萧云举幼即聪慧,而且孝敬父母,愈显乖巧可爱。不料年方七岁,其母朱氏即亡故,萧云举为之擗踊拊心、痛哭达旦、极尽悲哀。亲戚邻里劝之不止,叹惜之余无不称其为孝子的新典型。萧云举的高足——明末礼部尚书、清初礼部侍郎钱谦益所撰《牧斋初学集》“卷六十三·神道碑铭二·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萧公神道碑”记载:“公……其本出自宋萧叔大心……由汉迄梁,代为侯王……(曾祖)国初适戍广西,为南宁之宣化人……公生于其父高要令之官舍……生七年,母朱夫人卒,擗踊叫号,人呼孝童。”

万历元年(1573年)八月,十九岁的萧云举意气风发地参加南宁乡试。明代科举设有定额限定,刚开始时广西仅取二十五人,可见其难度远远超过眼下的高考!幸好,由于中华大地人才辈出,而且勋戚、权臣、地方大员不断安排熟人加塞,皇帝只好不断开恩扩招,增加乡试中举名额。清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等主持纂修的《明史》“卷七十·志第四十六·选举二”:“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始有定额。其后渐增……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馀名,他省渐增,(而)无出百名者。”萧云举就是处于扩招的好年景,起码心理压力没那么大吧。考些什么东东?无非“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要考生“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就是八股文嘛!想作弊也不容易,从嘉靖七年起,各省监考者皆由皇上派来的京官或进士担任,等于是钦差大人,这后门不好走啊。幸好,萧云举本就喜好古文,得心应手,下笔如流,中试为举人。

第二年二月,萧云举又意气风发地上京参加会试,可惜这次就没那么走运了,落榜。第三年,萧云举又上京,还是……接着,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萧云举就这么执著地考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终于魁星照顶,过关了!由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子义担任主考官的会试中,萧云举考了个全国第九名!而萧云举已年近三十三岁,不复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由此可见,世上没有那么多天才,勤奋不懈才是王道!

2、跻身翰林 风雅京华

此次在顺天府(今北京市)举行的会试,最后共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包括广西巡抚右副都御史舒应龙之子舒弘志。但对萧云举来说,更严峻的考试还在后头呢!那就是明神宗亲自主持的廷试。此次廷试的焦点人物可不是萧云举,而是湖广公安(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氏袁宗道。袁宗道字伯修,才华惊世,内阁原想录其为榜眼,可惜袁宗道的说话带地方口音,明神宗听不清楚,大为不悦,改其为二甲第一名,臣林学子无不为之暗暗叫屈。明万历年间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在撰写《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科试考四”时,还为之鸣不平:“(万历)十四年丙戌……廷试,赐唐文献、杨道宾、舒弘志及第。先是,内阁大臣申时行等拟袁宗道第二人、道宾第三人,而宗道卷属大学士许国,读音楚,上意不怿,置之二甲第一,而拔进呈最末卷弘志第三。”而萧云举则名列三甲。

  风波过后,袁宗道唯有接受事实,与萧云举等同列进士,于万历十四年四月受封为庶吉士,入翰林就职,成为吃皇粮的“国家公务员”。《弇山堂别集》接着记载:“(帝)命内阁、吏礼二部、翰林院堂上官会选进士袁宗道、刘弘宝、王孟煦、吴应宾、薛三才、王图、萧云举、全天叙、王道正、李沂、彭烊、林祖述、黄汝良、赵标、林承芳、曾砺、胡克俭、刘为楫十八人为庶吉士……前是,言官请每岁考庶吉士,其选数与留数俱不必多。得旨如请。故止十八人,盖少三之一也。”

由于同情袁宗道的遭遇,同时也敬慕他的才华,萧云举主动与其交结,很快就情同手足。在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一书中,收有《月下萧允升、顾开雍集小斋赋此二首》《六月三十夜同萧允升过黄思立斋头》等诗作,其中后者如此写道:“一见生狂态,相酬多谑言。” 可见二人交情匪浅。

袁宗道不愧文坛领袖,身边聚集起一批意气相投的青年文官,踏草寻芳、吟诗作对,果然风雅京华。万历十六年(1588年)冬,袁宗道约了董其昌、唐文献、瞿汝稷、萧云举、吴应宾、吴用先等同会于龙华寺,与在京弘法的高僧憨山大师谈禅理、作诗文,成为公安学派结社谈禅的开端。其后,袁宗道等结为蒲桃社。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四·禅悦”记载:“余于戊子冬,与唐元徵、袁伯修、瞿洞观、吴观我、吴本如、萧玄圃,同会于龙华寺。憨山禅师夜谈,予征此义……是夕,唐袁诸君子,初依法门,未能了余此义,即憨山禅师亦两存之,不能商量究竟。”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公安学派声势浩大、一枝独秀。公安学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文清新活泼,自然率真,飘逸雅致。萧云举虽喜古文,但不喜时人胡乱仿古甚至抄袭、篡改古文的文风,自然与袁宗道有共同语言。此外,晚明学林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由是禅风大盛,文官雅士的心性言说之中禅味亦重,公安学派不免也受到影响。在向禅、谈禅、悟禅的过程中,人生的得失悲欢或可淡然。自此,萧云举与禅之缘,纠葛终生。袁宗道在《白苏斋类集》中欣然有记:“同黄思立、赵贞甫集萧允升斋中,谈禅甚快,各赠一诗。”

3、讲读东宫 平步青云

正是在万历十六年,袁宗道、萧云举等好不容易才升为从七品的翰林检讨,算是说话有点分量的小官了。萧云举的日常工作,就是编集、修订兵部、刑部、工部、礼部、户部、吏部的奏章。翰林大学士温体仁等于崇祯三年(1630年)十一月纂修而成的《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四·万历十六年十月”记载:“庚寅,大学士申时行等题授庶吉士林承芳、吴应宾、袁宗道、全天叙、萧云举、王图、彭烊、黄汝良铨注翰林院编修简(检)讨。命……萧云举、王图编纂六曹章奏。”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月,皇太子朱常洛年已十二岁,到了读经明道的年龄,萧云举和袁宗道、唐文献、焦竑等受命担当起为其教师的重任。由于是教师讲一句,太子跟着照读一句,或五遍、或十遍,读重于讲,所以这种教育活动称为“讲读”,教师称“讲读官”。从此,萧云举等出入东宫,“鸡鸣而入,寒暑不辍”,开始了“陪太子读书”的生涯。《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九·万历二十二年正月”记载:“甲午,以皇长子出阁,命大学士王锡爵……充侍班官……简(检)讨萧云举充讲读官。”该年三月,萧云举还在礼部尚书陈于陛、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等前辈带领下,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春,袁宏道、袁中道也来到顺天府,与大哥袁宗道相聚。袁宏道、袁中道也是当世才子,文学成就尤甚于袁宗道。袁宗道请出同事汤显祖、董其昌、萧云举、王图等与袁宏道、袁中道结识,并举行都门结社,写下了大量影响后世的诗文,开始了公安学派在京师结社创作活动。清太子少保兼国子监事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九·集部三十二”中赞道:“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

《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十二·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丙午,升翰林院侍读朱国祚为左春坊左庶子,仍兼原官……简(检)讨萧云举为左春坊左赞善,俱兼官如故。”这一升迁总算盼到了!萧云举在翰林院勤字当头,兢兢业业已逾十年,工作之余亦聚友结社、研究学问、潜心著述,不容易啊!钱谦益所撰《牧斋初学集》“卷六十三·神道碑铭二·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萧公神道碑”记载:“公少负才藻,风发泉涌。在史馆,深思下视,刊华落实,专勤问学,鲁人弗如,识者卜其有公望矣。自简(检)讨升左赞善,凡十年。”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六月,萧云举再升为右谕德管司业事。

同时,萧云举与袁宗道的交情也越来越深厚,即便短暂分离,亦勤于书信,袁宗道在《白苏斋类集》“卷十六·笺牍类·答萧赞善玄圃”中写道:“篝灯读兄书,爱我忆我,更私箴我,乃知世外交游,钟情更甚,岂比尘世朋伴,朝而握手、暮即掉臂者哉…… 虽关山万里,亦不异刻刻对面矣。”可惜,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袁宗道因带病工作、过于操劳,不幸辞世,享年四十岁。《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三百五十五·万历二十九年正月”记载:“辛酉,阁臣以掌右春坊事右庶子袁宗道病卒,推左谕德黄汝良管右春坊印信,右谕德管司业事萧云举回坊。”

4、仕途得志 审慎有加

其后,萧云举继续升迁。明神宗见朱常洛在唐文献、萧云举等讲读官的调教下渐渐成器,大喜,遂提拔他们为经筵讲官,即侍讲学士,为自己讲解经义、析论文史。这么一来,萧云举就成帝师了!《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三百五十六·万历二十九年二月”记载:“壬辰,阁臣推左庶子唐文献……右谕德萧云举……俱经筵讲官。”

同年九月,由萧云举、黄辉主考天下武举,最后选定的武状元是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氏黄钺。黄钺乃行伍出身,世袭祖父黄卷锦衣卫恩职从军,通晓刀枪、略通文墨。黄钺拜萧云举为恩师,出为安顺府守备。其后不负师恩,多有战功,旋升广东潮州参将,后来还来到萧云举的故乡,出任广西总兵呢!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萧云举又升为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右春坊印信,正式成为袁宗道的接班人。第二年八月,明神宗命萧云举和翁正春主考顺天府乡试。萧云举来到北闱(顺天府试院),面对一众诚惶诚恐的学子,自是感慨万千。遥想当年,自己也不过是试院里的一介青涩书生,祈祷着主考官公正阅卷、开恩圈点;然而,转眼之间自己已是四十八岁的“机关老油条”,成了掌握一干人等仕途命运的主考官,圈点之间,能不谨慎!

萧云举主考顺天府乡试表现出的老成持重、审慎严明,令明神宗大感满意,升萧云举为国子监祭酒。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九月,萧云举上疏:“前祭酒杨道宾、司业黄汝良较刊《南史》,臣云举较刊《元史》,竣工,谨呈御览。”明神宗纳其书,开卷有益啊,一高兴,在第二年又升萧云举为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主要工作是辅佐太子。明代各个皇帝对太子的教育都很重视,詹事府官员对太子的影响最为直接,所以皇帝慎择詹事府主管,常以勋爵、老臣兼领其职。萧云举得领此职,可见在明神宗心目中的分量。明神宗重视太子的教育问题,自然也希望臣子的后代能茁壮成长,特批数名重臣的小孩走后门,免试入国子监读书。《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四百一十七·万历三十四年正月”记载:“ 戊戌……礼部侍郎黄汝良、杨道宾,詹事萧云举、太仆寺卿连标,各一子送监读书。”萧云举先后娶邓氏、何氏为妻,育有八子:鸿图、鸿业、鸿襄、鸿靖、鸿庆、鸿□(原始资料脱字)、鸿誉、鸿振,不知是哪一个得荫圣恩?于史未载。查八子中的鸿图,已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举,不可能是他,只能含糊说是鸿图的某个弟弟吧。

萧云举知恩图报,愈加勤勉。明神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又连连升其为礼部侍郎、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萧云举至此已是正三品的朝廷大员。萧云举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一月主祭三皇,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主祭先师孔子,堪称胜任。萧云举仕途得志,胆气也壮了,乃上疏评议国是,建议明神宗公平执政、革除弊政、奖忠惩贪。《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四百五十六卷之四百五十六·万历三十七年三月”记载:“吏部侍郎萧云举,条言铨政一定国是大略,谓:‘天下人有机局,事有头绪,惟持平处分。重者宜用法绳,轻者量以情恕。若一味含糊,终非国体一遵。典制凡推升铨选之法,岁有定月,月有定旬,起补徵召之事,届期宜行,行之宜速,若月改日迁,牵前滞后,破坏典章,摧残士气,莫此为甚。余补火僚惜人才,奖恬退惩贪伪,省议论,慎更调。’凡八事。”明神宗阅之,一笑而已,不过在该年的万寿圣节还是当众表扬了他,并多有赏赐。君臣之间,其乐融融。(记者 木容)

(来源:南宁新闻网—南宁日报)